广州是近代西医学在中国传播的前沿。西医学最初传入广州是与传教联系在一起的。近代西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初期是借助于传教医生和外籍医生这个群体。19世纪初，欧美基督新教传教士开始进入广州，由于传教收效甚微，各传教团转而利用教育、医学和办报等途径作为传教的辅助手段。在各种手段中，“医学传教”取得较佳效果，传教医生向当地居民治病施药，广州居民从怀疑到接受乃至认同。此后，传教医生来华者逐渐增多，其中，美国传教医生是一股重要的力量。传教医生的医学活动，促进了近代广州西医事业的兴起。本文主要论及19世纪美国传教医生在广州的医学活动以及对广州西医学兴起所产生的影响。 一 19世纪30年代，美国第一批新教传教医生来到了广州口岸，开始了“医学传教”的历程。所谓“医学传教”，指的是以医疗活动为手段，以达到传播福音的真正目的。近代西医学就是通过传教医生的活动首先在广东传播。博济医院就是由美国传教医生创建发展起来的。 1835年，第一位美国来华的传教医生伯驾（Peter Parker）创办了广州眼科医局，该局的创立拉开了美国新教在华医学传教活动的历史帷幕，它被称为我国“西医院之鼻祖”。（注：黄雯：《孙逸仙博士学院成立史略》，《孙逸仙博士医学院月刊》创刊号，1938年7月，第38 页。）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伯驾选择来中国的道路，完全出于宗教的狂热。15岁时，伯驾接受洗礼加入基督教。那时，小小年纪的他就萌发当传教士的念头。在大学期间，更坚定他要当一名传教士到海外传教的决心。为此，他在各方面作准备。 在伯驾的日程表上，一切为这一宗教信念而安排。1831年9月， 伯驾在耶鲁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10月，他再次入读耶鲁大学神学院，接受神学和医学的专门训练；1833年8月伯驾获宣教执照；1834年3月，只读了两年医科的伯驾通过医学课程的答辩，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同年6月，被正式任命为传教士。还在再次入读耶鲁大学期间， 伯驾向美国公理会差会申请，要求到土耳其或中国去当传教士。公理会不久就批准了他的申请，派他到中国。 1834年10月26日，伯驾踏上广州的土地，稍作一个多月的逗留后，旋即前往新加坡一面学习中文，一面开设一家小型诊所。伯驾此行收获颇丰，既学会中文，其诊所在8个月内共治疗一千多位病人。 （注：马伯英、高唏、洪中立：《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中外医学跨文化传通》，文汇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页。 ）这为伯驾以后在广州开诊所奠定了基础。 1835年伯驾回到广州，借助在华英、美商人的捐助，并得到中国行商浩官（Howqua，即伍秉鉴）的帮助，终于在11月4 日开设了“眼科医局”（Ophthalmic Hospital）， 这就是著名的教会医院——博济医院的前身。 由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对西医这个舶来品持怀疑和恐惧态度，眼科医局并不一帆风顺。开业的第一天无人问津，第二天来了一位患青光眼的妇女就诊，第三天就有6人来看病。 （注：孙逸仙博士医学院筹备委员会编：《广州博济医院创立百周年史略》，广州岭南大学1935年刊印，第3页。）以后情况开始好转。伯驾“凭着他在外科上的技巧， 不久就为他的医局赢得了朋友”。（注：George H.Danton,The CultureContac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e Earliest Sino -American Culture Contacts 1784～1844,New York:1931,P.45.）一大批病人通过就诊治好了病，恐惧和疑惑的心理随之消失，对西医开始认同，就医人数逐渐增加。甚至出现这种情况：在每天清晨二三点钟，就有人提着灯笼到医局门前等候，务求在次日能挂上号看病。（注：W.W.Cadbury and M.H.Jones, At the Point of Lancet, OneHundred Years of Canton Hospital,1835～1935.Shanghai:1935,P.41.） 眼科医局以治疗眼科为主。据第一年的统计，诊治的眼病有47类，主要有沙眼、青光眼和白内障等。每星期四定为手术日，伯驾的眼科手术成功率很高。据统计，伯驾在广州行医的头4个月内， 共做白内障手术30例， 其中只有两次失败。 （注：Edward V. Gulick, Peter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Massachusetts: Harvard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1973,P.147.） 除眼病外，伯驾还治疗各种疾病。1844年7月17日， 伯驾施行了中国第一例结石摘除术，结果使其非常满意，认为这是“最高程度的成功”。（注：W.W.Cadbury and M.H.Jones,At the Point of Lancet,One Hundred Years of Canton Hospital, 1835～1935. Shanghai:1935,P.78.）伯驾又是最早把伊打、 哥罗方这类新型麻醉药输入中国，应用在手术中。伯驾又是人体解剖的倡导者。早在1836年，伯驾曾试图对一男尸进行解剖，未成。直至1850年，伯驾才在无阻力下，对两名尸体进行解剖。通过解剖，伯驾找到了患有疝病死者的病因。伯驾把在华人体解剖的成功，看作是“一次胜利”。由此可见，伯驾虽然是个眼科医生，但在肿瘤切除术、膀胱切石术、截肢术以及麻醉法的应用等方面均有贡献，并致力于把当时西方新的医学技术传入中国，这些是值得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