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离村进城是近代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就其正面影响而言，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了一支庞大、廉价的劳动力队伍，有利于工商业的繁荣与发展，并增强传统政治城市在工业化中的重要地位；但是，近代中国农民大量进城，引起城市恶性膨胀，带来了许多城市社会问题。本文拟对此作一点粗浅分析。 一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不平等条约规定的通商口岸的开放，中国沿海沿江兴起了一批不同于传统城市的新型工商业中心，这里积聚了近代中国绝大部分的外资企业和民族工商业企业，对农村劳动力产生了一定的需求。同时，欧风东渐，习俗趋新，饮食文化丰富，就业与谋生较为容易。因此，城市成为农民向往的去处。如上海开埠后，“风气浮华，起居畅适，直无一户不有佣趁之人，而惟苏乡来者最伙，航船往来，几于如水赴壑。”（注：《申报》，光绪九年（1883）8月初7日。）不仅苏乡入沪人多，在上海租界中，“职员、外语通、经营广州零星装饰品的商人和餐馆的老板等，主要是广东人。买办、仆役、船员、木匠、裁缝、男洗衣工、店员则主要来自宁波。侍候外国妇女的大多数女佣以及本地人商店的刺绣和妇女头饰工是从苏州来的。南京的男子经营缎子、玉石、钟表和钻石生意。”（注：徐雪筠等译编，张仲礼校订：《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在湖北孝感，“乡民因农村生活艰苦，羡慕都市繁荣，离村外出者，亦日渐加多，所去之处，以汉口为多。”（注：陈伯庄：《平汉沿线农村经济调查》，上海交通大学研究所，1936年，附件一，第40页。）江苏常熟的贫苦农民“唯有向城市另谋生活之道。内地城市，工业尚未发达，无法容纳，大都转趋大城市，男子入工厂充劳役，女子多做人家的奴仆”（注：殷云台：《常熟农村土地生产关系及农民生活》，《乡村建设》，5卷3期，1935年9月。）。四川长寿农村从1933—1935 年三年间逃往重庆的人数共约5380人（注：刘仲痴：《四川长寿农村底概况》，《农村经济》第2卷第8期，1935年6月。）。合川、綦江、江北农民， “仅就五年来（指1930—1934年—引者注）移往重庆者计之，亦有8640人。”（注：西华近代文献征集处：《四川农村崩溃实录》，成都民间意识社1935年，第3页。）据《农情报告》1935年的调查，全国22 个省中举家外迁至城市逃难、作工、谋生、住家的分别为14.2%、21.3%、15.4%、8.2%，四项合计达59.1%，到别村垦荒、务农、逃难的占 36.9%。同一时期对青年男女离村之去处的调查表明，因各种目的离村进城的达64.9%，而到别村作农民或垦荒的为28.5%。（注：《农情报告》4卷7期，1936年7月。）可见，在离村农民的流向中， 进入城市的比例最大。 二 农民大量进城造成了城市中严重的社会问题，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城市人口过快增长。以上海为例，据邹依仁研究，1852 年上海总人口为54万余人，到抗战前的1936年增长到380 余万人（注：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1页。），80余年间上海地区的人口增长了6倍以上。据估计， 近代上海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至多在1%左右，按照这样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以1852 年的54万人口作为基数，那么到1936年的84年时间里，上海的人口应为（1+0.1%）[84]×544413，即125万余人，而不可能增加到380万余人。人口过快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人口从广大内地迁入的缘故”，如安徽淮北一带，“由于淮河长期失修，经常闹水灾，距离旧上海并不远，所以通过逃荒的方式来上海的安徽人口亦复不少。”（注：《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第13、41页。）而江苏、浙江、广东流入上海的人口甚至超过了安徽。又如汉口，据《夏口县志》统计，光绪十四年（1888）汉口镇人口仅18万，而至民国初年竟增至120万，20 年余间增长近6倍（注：《民国夏口县志》，丁赋。）。广州人口1891年约为180万，1901年达240万。镇江人口1901年为20余万人，比1891年增加了5万至7万（注：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 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172页。）。 除了这些新兴工商业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外，一些传统政治中心城市也有人满为患之忧，清末流入北京的手工业者，芸芸众生，“约分两途：一曰食力，西人所谓工也；一曰食技，西人所谓艺也。食力之中，以当家人、车夫、水夫、及瓦作、小工四项为大宗；食技之人，以木匠、瓦匠人数为最多，此外尚有各种手艺之人，统计其数，亦不下数十万，皆系客民，并非土著。”（注：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18页。以下简称《手工业史资料》。 ）民国时期，每年都有大批外省区移民涌入北平市。从历年市民的籍贯统计看，移民以河北、山东、山西、辽宁等省籍人口为主，来自全国各地。1936年全市人口约1533083人，在省籍人口中，河北籍占40.2%， 山东籍占5.6%，其他各省占11.7%，合计占57.7%。（注：民国25 年《北京市统计览要》第11页。转引自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282页。）南京人口增长也很迅速，据统计，1912年南京人口为269000人，1935年突破百万，达1013320 人（注：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辑：《革命文献》（93），第226页。）。一些小城镇人口更是快速增长，如石家庄， “在京汉铁路未通以前，石家庄仅为获鹿县之一农村，住户约三、四十家……民国二年户数不过二百余家，民国六年增至一千户，彼时人口约六千内外，现（1927年—引者）则人口增至四万”。（注：《石家庄之经济状况》，《中外经济周刊》第181号，1926年9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