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宗族或曰家族则是以血缘、亲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扩大的家庭。近代商人宗族以及宗族文化的演变，既与资本主义商业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也与社会的转型和变迁不无关联，因此值得认真加以探讨。 一、近代商人宗族演变的特点 中国的宗族制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影响也相当深远，甚至直到今天在农村仍可看到宗族制的某些残余。但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宗族，在结构、功能以及各方面的影响等，也具有相异的特点。例如到近代，商人的宗族在许多方面虽仍保留着不少的旧传统，但同时也发生了值得重视的变化。 第一，从结构和规模上看，近代商人宗族与传统的宗族相比较，明显地出现了由大变小的发展趋向。尽管这种发展变化并非仅仅反映于商人宗族，其他许多宗族同样也有类似的情况，但在商人宗族中的表现更为显著和突出。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较大规模的宗族屡见不鲜，非常普遍。直到清代，大宗族聚居的现象在许多地区仍习以为常。即使是财力稍逊的宗族，只要经济上能够勉强维持，一般也都是一姓子孙合群聚居。所以，在农村往往是一村中同姓者多达数十家乃至数百家，并以其中的大姓直接为该村命名。传统的中国不仅是宗族，甚至连宗族内家庭的规模也很大，这是与宗族的特点相适应的。例如在明清时期山多田少的徽州，也不乏累世同居的“共祖家庭”。大盐商汪廷璋即是“一门五世同居共爨无间言”，汪通保“一堂五世男妇大小百余人”。不过，徽州因商业比较发达，商人的力量较雄厚，家庭也较早即出现了某些分化。 及至近代，商人宗族与家庭的规模都发生了比较显著的由大趋小的变化。首先是因为进出口贸易的迅速增长，促进了新式商业的兴起和旧式商业的转化，使商业的发展出现了过去所没有的兴旺发达景象。特别是那些通商大埠，很快成为进出口贸易或者埠际贸易中心，吸引了各地一批又一批商业移民。例如近代上海的商人，即大多数是全国各地的商业移民。武汉、天津、重庆等许多城市，商业移民也为数不少。毫无疑问，越来越多的人背井离乡，到城市经商或者当学徒，必然使原有家庭和宗族的规模日趋缩小。而赴外地经商或当学徒者，不可能以宗族为单位进行迁徙，最初甚至也不是整个家庭的迁移，而只是家庭中的少数成员外出闯荡。即使是经商致富之后，已经达到富甲一方的程度，也仍然难以将整个宗族迁移至经商之地，至多只能使子孙三代聚居在一起，再请一些本宗族内部的成员，协助其经营管理或者当学徒。这样，定居在都市中的近代商人，除了少数例外，一般都很难形成原有累世同居、人数众多的“共祖家庭”，更无法组成大规模的宗族。 显而易见，近代进出口贸易和国内商业的迅速发展，大大促使了中国传统家庭和宗族的裂变。类似的现象，实际上在明清时期经商人数较多、影响也较为突出的少数地区，就已经开始出现。例如在徽州地区，较早即具有经商的传统。据《徽商便览》记载，该地“居万山环绕中，川谷崎岖，峰峦掩映，山多而地少。……徽地所产之食料，不足供徽地所居之人口，于是经商之事业起，牵车牛远服贾。今日徽商之足迹，殆将遍于国中”。由于徽州商人大量外出经商，成为商业移民，也使当地的商人家庭和宗族逐渐发生了裂变。但在明清时期，这一变化仅仅限于像徽州这样的少数个别地区，因此并不具有普遍意义。而到近代，在新式商业迅速发展的影响下，商人家庭与宗族的这一变化则显得更为突出和具有普遍性。 其次是随着新式工商业的不断发展，近代的商人在经商致富之后，绝大多数都将资金用于自身扩大再生产，或者是投资附股于各种工矿交通运输以及金融企业，很少再像旧式商人那样，将资金主要用于购置大量土地以及宗族财产，因而不再起到加固宗族血缘群体的显著作用。 在封建社会中，商人原本即遭受轻视，他们即使走上了经商之路，所奉行的原则通常也是以末致富、以本守之。因此商人致富之后，大多热衷于购置土地，成为新兴的商人地主。为了在宗族中取得一些好声誉，赢得族人的尊重，许多商人也比较注重捐资购置宗族的公产，从而使商业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向宗族，起到加固宗族规模和凝聚力的重要作用。徽州商人不惜重金为宗族“置义田”、“捐祀产”、“建宗祠”、“修义冢”的记载，在明清时期徽州的地方志和族谱中即屡屡可见。有的“慨捐己资，共成巨万，建立宗祠，并输族产”。 近代的商人当然也仍有向宗族捐资者，但较之以往的情况而言，显然在人数和金额等方面要少得多。因为近代商人长期定居在外，与宗族的直接联系越来越少，加上近代商人的社会地位已大大提高，非但不再被贬为四民之末，而且一跃成为四民之首，已无需依靠为宗族购置大量公产获取声誉。近代商人的思想观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其行善之举也不同于旧式商人。一些著名的工商实业巨子，积极捐资用于社会公益事业，例如江浙绅商经元善在清末积极兴办新式女学，捐资设立“劝善看报会”等，张謇更在自己的故乡南通出资创办了多项社会公益项目，包括图书馆、公园、残废院、养老院、博物苑等。另外，由于近代商人的资金，主要用于源源不断地扩大再生产，并无多少余额挪作他用。这或许也是近代商人在宗族中购置公产减少，以及在维护和巩固宗族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减弱的原因之一。受此影响，近代商人宗族的规模也不断缩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