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一四年，魏源随父入京，在京他从常州学派的刘逢禄学“公羊春秋”，从此治经主今文经学。满清一代学术的变迁，梁启超说，一言以蔽之，“以复古为解放”。周予同认为“清儒复古，其解放是消极的自然结果，积极的目的在于‘求真’。”（注：《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经学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清代今文经学复兴的出发点是《春秋公羊传》，以庄存与、刘逢禄为代表的常州学派继承今文经学“微言大义”的传统，发挥了自董仲舒所提出的“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注：《汉书·董仲舒传》。）这一思想主张，他们从通经的角度出发，议论时事，干预时政，推动了今文经学的发展。把“公羊学”变为批判现实社会弊端、改良社会，使之成为“经世致用”的思想武器者，首推龚自珍和魏源。 “魏源……喜言经世，后来不遇，转而治经。……从魏书出而《诗》、《书》始复于西汉……对于今文学的复兴，不能说没有功绩。”（注：《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经学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今文经学有所谓“三统说”，这是魏源“变易”思想的主要来源，魏源今文经学的主要特征是“变易”。魏源颂扬“三统”，是想利用“三统”的变易学说作为政治改革的理论依据。他认为：“史家正统之例，实《春秋》通三统之义”。他说： 太史公作《五帝本纪》，列黄帝、颛顼、高辛、尧、舜，而不数少昊氏。斯义也，本之董生论三统，孔子论五帝德，《国语》柳下惠论祀典。盖少昊氏之衰，九黎乱德，颛顼修之，故柳下、孔子、董生、太史公论列五帝，皆祧少昊一代于不言，视《月令》郯子所论，识殊霄壤。此正统本于三统之明徵，岂徒胪列纪载，体同胥史，遂并董狐乎？（注：《魏源集·公羊春秋论上》中华书局，1976年版。） 既然夏、商、周三代有因革损益，那么当前的政治为什么不能改革呢？魏源认为：“以三代之盛，而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是以《论语》‘监二代’，荀卿‘法后王’，而王者必敬前代二王之后，岂非以法制因革损益，固前事之师哉！”（注：《魏源集·明代食兵二政录叙》。）魏源的旗帜很鲜明——变革。 魏源以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注：《魏源集·默觚下·治篇五》。）他根据《史记·天官书》的记载，对照当时的天文现象，发现有些星古有而今无，有些星古无而今有；不仅如此，古时“天差”与当时也不同，由此他得出古之天，不同于后世之天的结论。他对照古史关于荥泽、巨野、济水等方位的记载，发现与当时方位皆不符合；更有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地理改变，这使他认识到古代之地不同于后世之地。针对“下士”“俗儒”不知地理变迁而妄发议论的现象，魏源列举长江、汉水、湘江、鄱阳湖、洞庭湖等水道变迁情况，证明“经中之地理异于今日地理”（注：《魏源集·通释禹贡》。）。 魏源又从各地居民生活习惯的改变上，论证古人皆不同于今日之人。他说，三楚之人今天不再留着长胡子，勾吴之人也没有纹身的习惯，淮徐之人不再被人称为戎夷之种，伊川人也不再披发，因而魏源认为这是“人变于古矣”。魏源还发现古代人们的食物如麻、菽、亨葵之类现已不再为人所食；古代所衣之布为麻葛所织而成，而现在却为棉花所织成；古代的货币只用黄金而无白银，现在却广泛地以白银为货币。由此看来“物迁于古矣”。 魏源不仅认为天、地、人、物都在时刻变化着，而且认为人类社会也在时刻变化着，他将历史现象比喻为一大弈局，千变万化，“自三代之末至于元二千年，所谓世事理乱、爱恶、利害、情伪、吉凶、成败之变，如弈变局，纵横反覆，至百千万局。”（注：《魏源集·默觚下·治篇十六》。）至于作为现实反映的变化，也在不停的变化之中，“五帝不沿礼，三王不袭乐。”（注：《圣武纪·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下》，卷七。）礼乐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魏源还继承了龚自珍：“史例随代变迁，因时而创”（注：《龚自珍全集·与人笺》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的理论，认为史书的编写体例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他说：“地气天时变，则史例亦随世而变。”（注：《魏源集·海国图志·卷首》。）所以，不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不论是物质方面，还是文化方面，整个世界都在不停地变化之中。 魏源认为世界的这种变化是历史大势所趋，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即使是祖宗，“圣人”，抑或是天地都不能阻挡这种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自变”： 圣人用世，肉刑必当变；匪直此也，春秋讥世卿，恶其以贵族妨贤路，则知选举必当变；春秋合伯、子、男为一等，使国无过大过少，以杜兼并，则知封建必当变；录《费誓》《泰誓》于篇末，示费将代鲁，秦当代周，曰韩、赵、魏以陪臣代诸侯，秦起戎翟，以并天下，则之天下大势所趋，圣人即不变之，封建亦必当自变。（注：《魏源集·书古微·吕刑篇发微》。） 惟王变而霸道，德变而功利，此运会所趋，即祖宗亦不能不听其自变。（同上） 夫子删书始自唐虞，以人治不复以天治，虽天地亦不能不听其自变。（同上） 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注：《魏源集·默觚·治篇五》。） 既然现在的天、地、人物是从古时夏、商、周三代的天、地、人、物变化而来，那么，“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同上）变化的根据就是把不合理的旧制度变革得越彻底，对人民的好处就越大。所以“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诬今不可以治，诬古不可以语学。”（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