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甲午战争中惊醒的中国人认识到：日本之所以获胜在于它吸收欧洲文化、政治制度、重在教育。（注：康有为：“近日者日本胜我者，亦非其将相兵士能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康有为政论集》，第307页。）此后，摇摇欲坠的清政府出于不得已实施“新政”，其中兴办学校即是一个重要内容。1898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的前身），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1902年，硕学吴汝纶被委任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故此，他赴日本作了为期近4个月的教育考察。在当时日本的报纸上有极为详尽的报导。吴汝纶的赴日考察在日本人看来，是中国兴办新教育的讯号。（注：日本《中央新闻》以“清国教育と吴汝纶”为题，阐释其远来日本教育考察，皆在实行教育改革的换负，扶植国民精神。日本《二六新闻》、《每日新闻》也有相应报导。）因此，无论政界抑或教育界均极为重视。 因此，笔者着意探究吴汝纶的赴日考察究竟如何影响到中国近代学制的设立以及中国教育近代化，进而分析中国既然学习了日本成功的近代学制却为什么未能真正推进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原因。 一、就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前的吴汝纶 吴汝纶(1840-1903)，安徽省桐城县人。“少贫力学，尝得鸡卵一，易松脂以照读”。（注：《吴汝纶传》，赵尔巽等：《清史稿》，第44册，中华书局，1977年8月，第13443页。）1864年25岁时乡试合格为举人，翌年会试得进士，官至内阁中书职。1868年，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拔擢他为幕僚。1870年李鸿章继为直隶总督时仍被重用。“时中外大政常决于国藩、鸿章二人，其奏疏多出于汝纶手。”（注：《吴汝纶传》，赵尔巽等：《清史稿》，第44册，中华书局，1977年8月，第13443页。）1871年起任深州知州，其间因双亲去世而归乡里服丧。1876年再度到天津仍为李的幕僚，先后担任过天津知府、冀州知州。“其治以教育为先，不惮贵势，藉深州诸村已废学田为豪民侵夺者千四百余亩入书院，资膏火。聚一州三县高材生，亲教课之，民忘其吏，推为大师。”“及莅冀州，仍锐意兴学，深、冀两州文教斐然冠畿铺。”（注：《吴汝纶传》，赵尔巽等：《清史稿》，第44册，中华书局，1977年8月，第13443页。）1889年辞知州职，任保定莲池书院院长。“至于西国名士、日本儒者，每过保定，必谒吴先生，进有所叩，退无不欣然推服，以为东方一人也。”（注：姚永概：《吴挚甫先生行状》，吴闿生编：《桐城吴先生文集》卷首，引自《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5月，第445页。）他力倡新学，认为“文者，天地之至精至粹，吾国所独优。语其实用，则欧美新学尚焉。博物格致机械之用，必取资于彼，得其长及能共竞。旧法完且好，吾犹将革新之，况其瓜败不可复用。”（注：《吴汝纶传》，赵尔巽等：《清史稿》，第44册，第13443页。）吴氏著有《易说》2卷、《写定尚书》1卷、《尚书故》3卷、《夏小正私笺》1卷、《文集》4卷、《诗集》1卷、《深州风土记》22卷，以及点勘诸书，皆行于世。 吴汝纶不仅熟悉国内的教育，撰有极为详尽地阐明学堂的各个段次和讲授内容及教学方法的《学堂课程》，而且对世界各国教育也颇有研究。他先后摘录了官书局报、《四国志略》等书报中有关英、美、德、法、俄各国的学校教育情况；多次接待过日本来访者，如伊藤博文来访，谈及教育之法，谓有德育、智育、体育，今中国志在智育似未善，无德育则乱，无体育则弱。吴氏曰：“吾谓智开然后知德教。”（注：吴闿生编：《桐城吴先生日记》（教育），莲池书社印行，1929年5月，第12页。）他还将日本学校与别国学校作比较，日本“帝国大学之学科比时於欧美最上等之位，如英国之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美国之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有优无绌。”（注：吴闿生编：《桐城吴先生日记》（教育），莲池书社印行，1929年5月，第14页。） 综上所述，吴汝纶确是中国清末的一个倾向西学、主张革新的幕吏，富有学术硕果的文章家，热心社会公益、循循善诱的教育家。 1902年，当清政府的变法政策转变之际，吴汝纶被管学大臣张百熙推荐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张百熙在推荐吴汝纶为总教习的上奏文中曰：关于总教习的人选，“人德、人望具备，学问、品行皆优”，必须是“学问纯粹，明察时事，深通古今，详知中外”的人物。（注：《德宗实录》卷493页。）然而，吴汝纶却提出了十条理由谢绝之。此后，张百熙先经几次直接面谈，后又拜托曾国藩之孙、吴汝纶的旧知曾祖诒劝说，还请吴氏的日本弟子、北京东文学堂长中岛裁之予以劝诱，仍均不见效。最终，同年2月13日，张百熙强行上奏，推荐吴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同日，上奏获得裁可。张百熙为表自己的诚意，“百熙具衣冠拜之，”（注：《张百熙传》，赵尔巽等《清史稿》，第41册，第12441页。）竟亲自向吴氏低头跪拜恳请。吴汝纶正是在既有政府命令、又顾及人际交情的情景中才承诺就任总教习职的。 二、吴汝纶在日本教育考察的经纬 “先生不得已于张公，则请往日本考察学制，以报其意，遂以壬寅五月东渡。”（注：姚永概：《吴挚甫先生行状》，《桐城吴先生文集》卷首，引自《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第445页。）吴汝纶一行，包括了大学堂提调官、浙江补用道荣勋（军机大臣荣禄的侄婿），大学堂提调官、兵部员外郎绍英等5名文武官吏和16名学生，随行者还有中岛裁之。 吴汝纶一行于1902年6月9日从塘沽出发，20日到达长崎。在长崎，考察了高等中学校、医学堂等；去神户，考察了神户小学校、女学堂、御影师范学堂；到大阪，参观高等女学校、大学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