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正当洋务派“求强”“求富”活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际，一场罕见的特大灾荒洗劫了中国大地，特别是北部中国。从1876-1878年，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持续三年大面积干旱，这场被称为“丁戊奇荒”的特大灾荒（注：这场灾荒以1877、1878年最为严重，这两年分别为农历丁丑年和戊寅年，故称“丁戊奇荒”。），造成上千万人口的死亡，给北方地区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危害。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风云人物，当时多任北中国各省的督抚，他们经历了这场奇荒的全过程，并亲自主持了赈灾活动。探讨洋务派赈灾实践及其对这场灾荒形成原因的反省，无疑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一 “丁戊奇荒”是有清“二百余年未有之灾”（注：曾国荃：《请饬拔西征军饷疏》，《曾忠襄公奏议》卷五、页三十三。），从光绪二年到四年（1876-1878年），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中国北部持续大范围亢旱，晋冀鲁豫陕各省80%以上的州县干旱，没有收成。大批饥民在本地吃完树皮草根之后，扶老携幼外出觅食。由于当时旱灾范围较广，相邻各省均发生严重饥荒，灾民多流离失所。灾荒前期是饥民塞道，向后发展则饿殍盈野，整个北部中国在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旱魃肆虐，遭受了一场特大的浩劫。 1870年以后，洋务活动已在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初见成效的“求强”基础上，开始向创办近代民用企业“求富”阶段过渡。这个阶段，洋务派除了继续兴办军工企业并编练新式海军之外，又创办了一批涉及采矿、冶炼、纺织、航运、电报等部门的民用企业。这些新式民用企业的创办，在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开通社会风气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洋务派以其特殊的地位和特有的敏感，对与洋务活动高潮几乎同时到来的“丁戊奇荒”这一特大灾荒形成的社会原因及救治方法，也有比较深刻的独到的见解。洋务派旗手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湘系洋务派的健将左宗棠时任陕甘总督，洋务活动首创者之一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时任山西巡抚，洋务派的后起之秀张之洞继曾国荃之后任山西巡抚。这些在近代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洋务派代表人物，在赈灾和善后活动中对“丁戊奇荒”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检讨。综观其对“丁戊奇荒”社会原因的论及，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农民差徭过重是导致这场特大灾荒的最直接的社会原因。“丁戊奇荒”期间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认为，“北方差徭之重，由来旧矣”（注：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601页。）。查办山西及陕西同州赈务大臣阎敬铭说：“山陕百姓差徭过累，平日田产所入难资糊口，以致户鲜盖藏，罹此奇灾，几成大变”（注：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758页。）。这就明确地指出了农民差徭过重与这次灾荒之间的关系。山西省右辅畿疆，西通秦蜀，“军差、饷差、藏差络绎于道，州县供亿之烦，几于日不暇给”（注：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758页。）。灾荒之后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更是直接地指出：“晋省虐民之政不在赋敛，而在差徭，所谓差徭者，非役民力也，乃敛民财也。”（注：张之洞：《裁减差徭片》，《张文襄公奏稿》卷三。）民间本来就鲜有积蓄，官府的差徭不仅驱使农民出力，而且向他们搜刮钱财，这就使本不富裕的农民更加贫困化。陕西也是“民力之竭，苦在差徭。役车载道，摊派频仍，官吏借此开销，书吏从而需索”（注：刘典：《陈复边防现在布置情形并筹垦荒折》，《刘果赦公奏稿》卷七，页九。）。光绪四年，华州虽因大灾蠲缓钱粮，但“差徭车马杂用摊派至万余串”。这年冬季，礼部尚书恩承和吏部侍郎童华出使四川，他们的家丁沿途需索杂费，至华阴时“闹至县署”（注：《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758页。）。在皇帝身边的尚书尚且如此，其他官员可想而知，灾区如此，它处更甚。近代北中国各省差徭繁多，诸如正差、兵差、流差等等，不一而足。兵差为清末创设，当时镇压陕甘回民起义和收复新疆等，多向北中国派差，往往“粮银一两派差钱数倍不等”（注：《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759页。）。流差包括藏差、借差、例差等。当时一些官员常借办公事之名，行办私事之实，称借差，奉使大臣“朝出国门，便作威福，需索供应，麾斥厨传”，“折夫折车，漫无限制”（注：《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761页。）。藏差是指西藏喇嘛进京朝贡途经四川、甘肃、陕西、山西等省时所派的差银。一些喇嘛及随从人员“稍不遂意，非曰贡件被窃，则曰官物损坏，诈讹多端，官民深畏生事”（注：《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760页。），不敢得罪。例差则指候补官员的眷口奴仆所供差使，这些人任查烧锅、查驿站、查小钱等差使的费用和补用，全由民间负担。由于官吏的贪渎，种类繁多的差银并不是如实报销，而多是“用一报三”，分管官员又“知而不问* ，彼此含糊”（注：《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761页。）。除山西和陕西之外，“河南、直隶、山东等省，差费甚重。尚有税银一两，而差费派至制钱五六串者”，“查河南等省陋习，凡州县官之子弟亲友，无不擅用差车……甚至家丁之丁，幕友之友，俨然乘传往来，相习成风” （注：《皇朝经济文编》卷二十二，页二。）。各省对于地丁正赋，则任意亏空，平时预行捏灾清缓，捏官征为民欠，遇有恩诏，照例请免。难怪民间流传着“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谚语，这正是对晚清贪官污吏横征暴敛的高度概括，从一个侧面道出了广大劳动人民日益贫困的原因。 近代农业技术极为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北方自然条件又远不如南方，农民原本是靠天吃饭，丰年尚不得温饱，稍遇大灾便会饿殍盈野，广大农民在沉重的差徭之下难以喘息，因而失去了起码的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第二，滥种罂粟造成粮食减少，也是导致这次灾荒奇重的社会原因之一。中国本不种罂粟，鸦片战争以后英印鸦片大量输入，印度种植罂粟、制取鸦片的方法也传入我国。在进口鸦片（洋药）泛滥的同时，国内自种罂粟自制鸦片（土药）也日益增多。滥种罂粟，直接后果是导致鸦片泛滥，吸食者增多，严重影响了粮食生产。洋务派认为，滥种罂粟是“丁戊奇荒”的重要原因之一。曾国荃曾尖锐地指出种罂粟与粮食争地、争劳力的问题：“小民因获利较重，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种罂粟，而五谷反置诸硗瘠之区，此地利之所以日穷也”。种罂粟之户，将强壮劳力首先保证罂粟田的管理，“良田反荒芜而不治”，这样“地利既差，人力又减，……一遇天灾流行，遂至疲荼而不可救药”（注：曾国荃：《申明栽种罂粟旧禁疏》，《曾忠襄公奏议》卷八，页二十三。）。灾后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晋民好种罂粟……几于无县无之，旷土伤农，以致亩无栖粮，家无储粟，丁戊奇荒，其祸实中于此。”（注：张之洞《禁种罂粟片》，《张文襄公奏稿》卷三，页二十三。）陕西自回民起义被镇压之后，渭南肥沃之区“亦遍地罂粟”（注：曾国荃：《申明栽种罂粟旧禁疏》，《曾忠襄公奏议》卷八，页十六。），粮食供不应求，反从渭北采买。左宗棠也多次谈到滥种罂粟对粮食生产造成的严重影响。宁夏中卫盆地土地肥沃，产粮一向较多，平时可供陕西、甘肃等地食用。后因广种罂粟，粮食产量骤减，“丁戊奇荒”中陕西派人前往采买粮食，该地虽未受灾，亦无粮可供采买，因而左宗棠痛心地指出：“上年旱灾，秦次于晋，河西不能采运麦粟供泛舟之役，岂非荒百谷而广植妖卉之明证乎？每一言及，心为之腐。”（注：《左宗棠全集·札件》岳麓书社，第737页。）可见，洋务派的代表人物都自觉不自觉地把滥种罂粟造成粮食短缺与“丁戊奇荒”联系了起来，说明它是造成这次特大灾荒的重要的社会原因之一。 第三，战争不仅加重了农民负担，而且破坏了农业生产，也是导致这场灾荒的一个人为原因。近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激化，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各族人民大起义，从19世纪50年代爆发到60年代后期被清政府残酷镇压，坚持斗争长达近20年。清政府在镇压各族人民大起义和各次对外战争中，从全国调兵谴将，糜饷劳师，这对农业生产的破坏是相当严重的。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多数即是在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是近代战争的参加者，对战争造成的破坏有深切的了解，因而或多或少地谈到了战争导致贫困和贫困导致灾荒加重的问题。曾国藩在谈到湘军入皖镇压太平军时指出：“各州县支应兵差，款项无出，每立公局，按亩捐钱……征求无度，百姓苦之。”（注：曾国藩：《报销皖省抵征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十一，页四十八。）北中国虽非这场战争的主战场，但各省也都不同程度地遭受战乱影响。河南是太平军和捻军向西北和北方进军的必经之地，农民军过境和清军追剿多次经过，严重影响该省农业生产发展；陕西和山东一些地区则是农民起义军与清军的主战场，战争对农业的破坏可想而知。山西在北方各省中受战争影响最小，但晋南各县经北伐军西捻军和清军几次过境后，民间积蓄渐空。直隶也不是主战场，但与山西一样，受战乱影响也很严重，如良乡、滦州、井陉等州县，地处交通要道，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政府从东三省征兵、调兵络绎于路，军队“供用皆资民力，吏胥浮派，地甲中饱，加至数十倍不止。以致闾闫凋敝，乐岁鲜饱”（注：王大本等：光绪《滦州志》卷十四，页十四。）。曾国藩指出，直隶“因连年用兵，差徭甚重，大亡则勒派车马，供支柴草；小户则摊派钱文，掳充长夫。劣绅勾通书役，因缘讹索，车辆有出而无归，贫户十室而九逃”（注：曾国藩：《略陈直隶应办事宜折》，《曾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七，页六十八。）。由于兵差繁重，“力田之骡马，户户充公；行路之轮蹄，条条绕道”（注：长馨：《良乡县杨子英县尊裁革车徭德政碑记》（光绪四年），民国《良乡县志》卷八，页四十七。）。陕甘两省“军兴以来，军饷军装，虽由粮台雇运，而一切杂差，仍不得不借资民力……查差徭之累，北省皆然”（注：谭钟麟：《裁革东西两路里车折》，《谭文勤公奏稿》卷十二，页二十一。）。将大牲畜和车辆充公以应差，就夺去了农民的半个家当，加之农民本身被拉夫应差，无力顾及田间劳作，而且还要供应军队的钱粮柴草，使他们在正常年景下赖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依托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