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反动的军事政治集团，是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它以1895年小站练兵为契机而崭露头角，嗣后经过十五六年的精心经营得到发展，逐渐形成为一股重要的军事政治力量，攫取了足以左右政治局面的权力，终于乘辛亥革命之机占据了中国的统治地位。在此后的16年时间里，虽然政潮迭起，派系纷争与更易剧烈而频繁，但北洋军阀集团却一直把持了全国的统治权（即使它不够完整和有力），从而出现了一个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因此，北洋军阀在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历史上无疑有其特殊而重要的地位。但与此不太相称的是，北洋军阀史的研究一直未能像历史研究领域中的其他课题那样掀起过热潮，受到更多人的青睐。这当然得归根于它的先天缺陷：一则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些反面人物，他们所制造的历史现象也多属黑暗反动，祸国殃民。为什么放着正面人物和光明宏伟的业绩不去研究，而沉浸于历史进展的反面，这至少反映了研究者避免接触阴暗面禁区的心态。二则它也确是头绪纷繁，错综复杂，不怎么易于评说指画。三则既乏旧著，又鲜新作，史源犹待开发，无米、少米，巧妇难于为炊。于是自然而然使这一课题一度成为“禁区”，很少有人问津。据粗略统计，建国以来至1999年，有关北洋军阀史研究的论文为1000余篇，而1980年前的30年仅为130篇；专著更是少得可怜，只有陶菊隐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和来新夏著《北洋军阀史略》二种，才免去这一领域“一无所有”的讥诮。田园荒芜急待耕耘！令人欣喜的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不断解放和学术研究气氛的日趋宽松，北洋军阀史这一往日的“禁区”吸引了众多的探索者，研究成果接踵问世，学术水平逐步提高，显现出异彩纷呈、生机勃勃的新景象。 一 北洋军阀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确是一个怪胎。它既兴起于封建专制政权之中，又卵翼于帝国主义势力之下，更以“共和国”的形式执掌统治大权。这一历史现象看起来虽有着诸多矛盾，但其发生、发展以至最后归于消亡，则绝非偶然。从理论上探寻北洋军阀兴衰起落的必然根脉，并对它的性质、特点和历史作用等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与评价，在整个北洋军阀史研究中无疑具有打破坚冰、开通航道的重要作用。 关于北洋军阀集团形成的原因问题，长期以来都认为它是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彭明认为，“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加上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就成为中国近代各派军阀及其混战产生的原因”（注：彭明：《北洋军阀（研究提纲）》，《教学与研究》1980年第5期。）。 李新的观点与此大致相同，认为北洋军阀的产生是与中国这个老大封建国家殖民地的程度日益加深分不开的，同时也与封建势力依然存在密切相关（注：李新：《北洋军阀的兴亡》，《史学月刊》1985年第3期。）。不难看出，这种观点明显地受到了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论述军阀时所持观点的影响。这一论点从宏观上看无疑是可以被接受的，但缺乏深入具体的分析与说明。因为，中国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就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为什么直至19世纪末才孕育北洋军阀这一怪胎呢？可见，仅仅从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的角度去揭示北洋军阀产生的原因，既显得笼统，也有些苍白。1985年，来新夏和任恒俊分别在自己的论文中对此问题作了比较具体的分析，提出了较为接近的观点。他们认为：北洋军阀集团的成因，首先是由于鸦片战争后清朝的衰朽和旧军的腐败，迫使统治者为维持其政权的存在与延续而需要建立一支新式军队，其次是当时的社会思潮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建设一支新式军队提供了思想和物质基础；再次是列强侵华策略改为通过支持代理人而物色了袁世凯这类人物；而袁世凯在掌握一定权势后，又善于运用权术，抓住时机，使这支武装力量日益发展壮大，终于形成为一个政治军事集团（注：来新夏：《北洋军阀史研究札记三题》，《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任恒俊：《北洋军阀成因浅探》， 《河北师院学报》1985年第4期。）。 这一论述较之以前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显然更具体、更丰满，也更具说服力。近年来，不少人又从政治、文化、社会等层面或角度，对军阀和军阀割据产生的原因问题作了各自的分析与诠释（注：刘晓：《近代军阀政治的起源》，《学术研究》1990年第6期；唐学锋：《试论军阀割据的社会基础》，《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4期；刘江船：《试论民初军阀割据的文化原因》，《争鸣》1994年第2期。）。任恒俊也在《新军差异与南北军阀的形成》一文中，通过对南北新军在建立时间、装备训练、官兵成分、控制防范、思想倾向、政治态度、与帝国主义的联系等方面差异的比较研究，对南北军阀形成的原因及其大致过程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与描述（注：任恒俊：《新军差异与南北军阀的形成》，《文史哲》1990年第4期。）。 这些从不同角度所进行的探索与论述，无疑丰富了人们对北洋军阀形成原因的认识。 关于北洋军阀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属性，过去一般都认为它是以封建地主阶级为其阶级基础，在政治上充当了地主阶级政治代表的角色。彭明在《北洋军阀（研究提纲）》一文中明确提出，“从阶级关系上看，北洋军阀是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是最落后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的代表，它极力维护和巩固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封建统治秩序。北洋军阀不仅是地主阶级的代理人，而且他们本身就常常是大地主阶级中的一员。不管他们的出身如何复杂（三教九流都有），但当成为军阀之后，他们大多数都成了大地主”（注：彭明：《北洋军阀（研究提纲）》，《教学与研究》1980年第5期。）。吴慧敏则从北洋军阀依仗政治上、 军事上的权势大肆掠夺土地，成为新兴地主阶级，并由此兼有军阀和地主双重身份的角度，提出了“军阀地主”的命题（注：吴慧敏：《辛亥革命后军阀地主的形成及其特征》，《经济研究》1980年第9期。）。80 年代以来，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的论者对军阀割据的社会基础是地主阶级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这忽视了对近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认识，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中国社会的大动荡，导致了土地所有权的演变，特别是辛亥革命后土地逐渐转移到一批以军事起家的新兴的军阀官僚手中，传统的封建地主阶级日趋没落，因此，军阀割据的真正的社会基础并非是封建地主阶级，而是破产农民和无业游民，“这是旧中国社会病态的反映”（注：唐学锋：《试论军阀割据的社会基础》，《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4期。）。而比较多的人则认为北洋军阀集团不仅是地主阶级的代表，而且在某一阶段某些方面已带有资产阶级的色彩（注：来新夏：《北洋军阀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82年第4期。）。有的论者更从北洋军阀和其他近代军阀带有近代化特质的角度立论，认为他们不仅是封建权势的代表，同时又是帝国主义势力的代表（注：李新：《北洋军阀的兴亡》，《史学月刊》1985年第3期。）。 也有的论者通过对若干军阀官僚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考察来说明北洋军阀统治集团的性质，认为这个集团的一部分基本上已与封建生产关系相脱离或转化，他们所拥有的私人资本已“属于民族资本”（注：魏明：《论北洋军阀官僚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 还有人则从北洋政府的政府行为这一层面的一个特定角度，即经济法制建设情况，对北洋军阀的阶级属性给予了具体说明。认为北洋政府所推行的经济法制建设呈现出如下特点：“首先，所颁法规种类比较齐全，内容比较详尽，初步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法制体系。其次，中西结合，广采众议，具有较高的科学性。第三，较多地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注：虞和平：《民国初年经济法制建设述评》，《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由于大家立论的角度不同，因而看法上尚不尽一致，而且有的观点容或还有失偏颇，如有的论者提出的部分军阀官僚所拥有的私人资本已属于民族资本的观点，似乎就值得商榷，起码有作进一步论证的必要，因为，如果这一观点成立，则这一部分军阀官僚的身份是否也会发生变化而可将他们划入“民族资产阶级”行列呢？显然，这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而尚不能遽下定论的问题。由于社会基础和阶级属性问题涉及到当时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诸方面，不仅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还需要有大量的历史事实为根据。因此，这个问题的研究进展还有赖于整个北洋军阀史研究工作的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