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但自从1553年葡萄牙人进入、租居和逐步占领澳门的400多年来，关于澳门主权问题就成为热点。 不少西方的历史学家和政治人士，出于歪曲历史事实和政治偏见，断言“葡萄牙自始就拥有澳门主权”，或说“久占之地，即有主权”（注：《宣统朝外交史料》，卷6，页6～7。），这完全是错误的观点； 国内的一些历史学家和人士，由于对澳门历史缺乏具体细致的研究，认为“从公元1553年算起至今，葡萄牙殖民者入侵和统治澳门已有434 年的历史”（注：张锡群等：《中国近代割地简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页258～259。元邦建等：《澳门史略》（中流出版社，1988年版），页329。其中前书将澳门列入割地给葡萄牙是错误的， 这是因为澳门与香港不一样，香港是通过签订《南京条约》割让给英国；澳门并非是割让给葡萄牙，而是由葡萄牙租居和“管理”。两者不能同日而语。），这不符合澳门历史事实。实事求是地说，只是到了光绪十三年（1887年）签订了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并于次年换约生效之后，中国政府对澳门行使主权才遭到破坏，由“葡国永驻管理澳门以及澳属之地”。但葡萄牙“管理澳门”并不等同于对澳门行使主权，这是因为依国际法理而言，管理权不等于主权，而是低于主权。只要我们实事求是地审视400 多年来澳门主权问题的历史轨迹，就能得到很好的证明。 明清中国政府对澳门行使主权（1553年～1842年） 自从葡萄牙人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进入和租居澳门之后，明政府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采取“建城设官而县治之”的方针，在澳门设置行政的、军事的、司法的、海关的行使主权的组织管理机构，并派遣相应的官员对澳门行使主权。 第一，在行政方面，明朝政府规定由香山县主管澳门。但因澳门是港口城市，所以又受广东海道副使管辖。设守澳官“承皇帝之旨”（注：H.B.Mors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Chinese Empire》.），同时管理澳门。守澳官是统称，按其职权分为提调、备倭和巡缉三职。到了清朝，雍正八年（1730年），因澳门“距县辽远，改为分防澳门县丞”（注：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上卷，《官守篇》。）管理澳门民夷事务。按清代官制，县丞是知县的副职（副县长），说明清朝政府管理澳门的机构属于副县级。而且从雍正九年（1731年）起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任命、派遣朱念高、顾嵩、黄冤、廖鹏飞（注：祝淮：（道光）《香山县志》，卷3，《职官表》；陈澧：（光绪）《香山县志》，卷10，《职官表》；厉式金：（民国）《香山县志》，卷8，《职官表》。）等57任县丞对澳门行使主权和进行直接管理。分防澳门县丞衙门初设在前山寨共12年，至乾隆八年（1743年），“移县丞驻望厦村”（注：祝淮：（道光）《香山县志》，卷4，《海防》。），后又移至葡人租居地内的佐堂栏尾（今草堆街与卢石塘之间）。同年，为了加强对澳门的管理，清政府又增设同知管理澳门，将肇庆府同知移至前山寨，关防名曰“广州府海防同知”，此官又称“澳门海防军民同知”。按清代官制，同知是知府的副职，正五品官阶，属于清廷批准的省一级政府管理比较重要地区的派出机关。管理澳门的行政机构在县丞级上再加副知府级，说明清政府对澳门行使主权的重视和加强。从乾隆九年至宣统二年（1744年～1910年），清政府任命、委派印光任、张薰、张汝霖、王朝俊、夏锡畴（注：祝淮：（道光）《香山县志》，卷3，《职官表》；陈澧：（光绪）《香山县志》，卷10，《职官表》；厉式金：（民国）《香山县志》，卷8，《职官表》。）等64 任同知对澳门行使主权。由上可知，清政府设置了从保甲、县丞、同知至巡抚、总督一整套行政官员及机构对澳门行使主权和实行有效的管理。 首先，向葡萄牙人征收地租。自万历元年（1573年）葡萄牙租居澳门后，明清政府每年向葡萄牙人征收地租银500两， 另加“火耗银十五两”，共515两。每年冬至前后，由香山县派书差前往征收， 直到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澳门总督亚马勒（Joao Ferreira do Amaral ）非法抗拒交纳地租银为止，共275年。 “澳门葡萄牙人一直向香山县完纳地租，这正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完全承认”（注：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联书店，1958年版），卷1，页48、50。）。明清政府还严格规定，葡萄牙人不得在澳门买卖土地；未经中国政府批准，不得在澳门建造、改建和扩建房屋，如有“于旧有之外添建一椽一石，违者以违制律论罚，房屋、庙宇仍行毁拆，变价入官”（注：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上卷，《官守篇》。）。有令必行。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葡萄牙人借口防御荷兰人袭击澳门，在青洲建造房屋和防御工事，两广总督陈邦瞻和广东巡抚王尊德于天启元年（1621年）初，派布政使司参政“冯从龙等毁其所筑青洲城，番亦不敢拒”（注：《明史》，卷325，《外国六·佛郎机》。）。嘉庆十三年（1808年），两广总督百龄也强令葡萄牙人停止非法建筑房屋。 其次，把租居澳门的葡萄牙人的一切活动置于中国政府统一的、绝对的管辖之下，对葡人发号施令，制订各种法令、章程和条例，要求葡人切实严格遵守。如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香山县知县蔡善继制订的《制澳十则》、四十二年（1614年）海道副使俞安性发布的《澳夷禁约五事》；清乾隆八年（1743年）首任澳门海防同知印光任发布的《管理澳夷章程》、十三年（1748年）同知张汝霖发布的《澳夷善后事宜条议》、十五年（1750年）署理香山县事张甄陶制订的《制澳三策》、二十四年（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制订的《防夷五事》和《禁例九条》；道光十一年（1831年）两广总督卢坤修订的《防范澳夷章程》、十九年（19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发布的《传谕澳夷将夷船栈鸦片呈缴》和《传谕西洋夷目严拒英夷》等等。为了使禁令、章程和条例能够落实到葡萄牙租居地，万历十一年（1583年），给租居澳门的葡萄牙人的市政议会民政长官授予“夷目”的职衔，或称“外国人的总管”，作为中国政府管理葡萄牙人事务的官吏。“夷目”向明清政府负责，遇事要到议事亭向守澳官请示报告；中国官员也经常在此召见“夷目”训示。同时，为了监督、检查澳门民夷事务，明清政府的官员还要经常到澳门巡视，了解情况，传谕政令，而且每次出巡均事前通知澳葡当局，做好接待工作。据统计，自万历四十一年至光绪十三年（1613年～1887年），先后到澳门巡视的有广东海道副使俞安性、香山县令但启元、平南王尚可喜、两广总督吴兴祚、钦差大臣石柱、杜臻，粤海关监督成克大、广南韶道劳之辨、两广总督杨琳、广州将军管源忠、广东巡抚法海、傅泰，广东观风整俗使焦祈年、两广总督福康安、吴熊光、韩崶、百龄、松筠、蒋攸铦、卢坤、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钦差大臣林则徐、广东巡抚吴大澄等人。每次每人巡视澳门，均受到澳葡当局的隆重接待。这就说明，“中国官员拥有对澳门葡萄牙人居住澳门的严密的控制权”（注：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635—1843》Vol I,P.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