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反对葡萄牙侵占澳门的斗争和清朝官方的态度 对于亚马勒的倒行逆施，中国官民无不义愤填膺，“咸思食（其）肉，寝（其）皮”。1846年10月8日， 澳门港的中国渔船首先发动武装反抗，有1500多人向澳门葡萄牙市政厅发动进攻，但被葡萄牙士兵打退了。中国商人举行罢市抗议，也被亚马勒用武力镇压了（注：邓开颂、黄启臣：《澳门港史资料汇编》，页243。）。与此同时，澳门的中国民众针对亚马勒侵犯中国主权向澳门中国人征税的行径贴出了一份海报，海报说：“葡萄牙人的措举不过证明了他们欲步香港英国人的后尘，可他们忘记了澳门系葡萄牙人僦居之地。……治理华民有县丞，稽查船只有关澳委员，实与香港大不相同。因此，葡萄牙人欲将二者混为一谈，将香港与澳门同日而语，错矣！我等华人，生逢太平盛世，岂能甘受此等侮辱。是聚议上书大宪，令葡人守旧制，勿生是非”（注：萨安东：《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1841—1854）》，页93。）。1874年2月，当亚马勒张贴修路至关闸的布告时，中国地方官员立即作出反应，驻扎澳门的香山县县丞汪政、澳门海防军民同知陆孙鼎都提出抗议，要求葡萄牙人立即中止修路工程，指责他们所为违反1844年耆英给士利威拉边多札谕中重申的法令，该扎谕规定，澳葡人僦居区到达三巴门城墙为止。1848年，亚马勒令水坑尾门与关闸之间土地的所有者出示产权证明，这一举动也立即遭到香山县丞的抗议。他郑重声明；这些土地属于中国皇帝，根据1844年中葡双方的协议，这一地区不属于葡萄牙的僦居区，葡萄牙无权这样做。1849年，在广州城里和澳门附近的村庄里，都出现了反对葡萄牙侵犯中国主权的传单。在广州街头，还有悬赏割取澳门总督亚马勒首级的传单。有的传单还说明，割取亚马勒首，赏给葡币两万元。两广总督徐广缙对亚马勒无恶不作也十分气愤，但他是一个懦弱的总督，没有负起保卫国家疆土的职责。他被英法的船坚炮利吓破了胆，生怕葡与英勾结，不敢发兵抵抗葡萄牙的侵略。在亚马勒封闭中国澳门海关、驱逐海关官吏以后，他向道光皇帝奏说：“显系英夷与之狼狈为奸，故使激怒，傥各师船进剿澳门，彼即乘虚而入。且米（美）、佛（法）、吕宋各夷酋，皆在澳门租楼居住，大兵既到，何能区分？必将群起与我为敌。况大西洋（葡萄牙）之作恶者，特亚马勒、陆嚷两酋。余皆土夷，尚属安分。纵使战获全胜，亚酋必逃往香港。元恶既去，所余诸夷，何忍草薙禽狝？而大兵势难久住，一经撤防，仍必窜回，是以小丑而牵大局，竟难计出万全”（注：《澳门专档》（三），页22～24。）。从这奏折中可以看出他的昏庸无能。他对葡萄牙侵占澳门这种事关国家领土主权的重大事件，竟然寻找出各种借口来为自己的不抵抗主义辩解。他既然不敢派兵抵抗葡萄牙的侵略，便采取一种所谓“用商以制夷”的办法，即动员澳门华商离开澳门，迁移黄埔开市。并将澳门海关丁役移驻黄埔。他认为“众商既去，则澳门生意全无，不必糜帑兴师，已可使之坐困”。至于澳门这一块被葡人侵占的中国领土如何收复这个问题，徐广缙完全未加认真考虑，只是“饬知现居澳门县丞汪政勤探密禀，随时察看情形，妥为处置”（注：《澳门专档》（三），页22～24。）。所谓“妥为处置”，只不过是一句空话。 亚马勒强占中国领土，压迫澳门中国人民，“无恶不作，妇孺共愤”，但两广总督徐广缙等广东高级官员却采取不抵抗主义。在这情况下，满怀爱国义愤的澳门人民为了雪国恨、报家仇，开始秘密串连，决定自己采取反抗行动。为首的是澳门龙田村的居民沈志亮。沈志亮“生而倜傥，慷慨尚义”。葡萄牙人的侵略行为，沈志亮亦身受其害。他挺身而出，与乡绅鲍俊、赵勋、梁玉祺等商量对策。鲍俊到广州会见徐广缙诉说亚马勒的罪恶。徐广缙说：“此诚可恶”。鲍俊回来告诉了沈志亮。这更坚定了沈志亮报仇雪恨的决心。于是他与同志郭金堂、张亚先、李亚保、周姓、陈姓和吴姓等数人，各怀利器，伺机刺杀亚马勒。1849年8月22日，他们从在澳门出生的葡萄牙人处获悉， 亚马勒在副官佩雷拉·莱特的陪同下，骑马出游关闸门。沈志亮等认为时机已到，装扮成为贩鱼或贩蔬菜的小贩，在道路上观看跑马。郭金堂又将一大束野花置于道旁。当亚马勒从关闸返回，路经莲花茎地段时，他的坐骑闻到花香停了下来，沈志亮装作告状人，向亚马勒呈上“状词”，当亚马勒俯接“状词”时，沈志亮遂出刈刃把亚马勒钩下马，在道旁佯装叫卖食品的人立即冲上来，包围了亚马勒。沈志亮砍下了亚马勒的头和手。郭金堂砍了亚马勒的副官一刀，该副官忍痛驰跑而去。郭金堂当即向众宣布：“此鬼（亚马勒）罪大恶极，故我官府、百姓欲得而甘心，余弗问也”。沈志亮等刺杀亚马勒的消息传出，“华人闻者莫不欢呼相庆”（注：陈澧等：《香山县志》，卷15，《沈志亮传》。）。 亚马勒被刺，引起了澳门葡萄牙政务委员会的震惊，连夜开会，并邀请西班牙、法国、美国驻澳门的代表参加。这些国家的代表出于共同的侵华利益，完全站在葡萄牙一边，向两广总督提出抗议。徐广缙记载说：“旋据大西洋（葡萄牙）及英吉利，米利坚、佛兰西各国兵头纷纷照会，愤激其辞，势将群起与我为敌”（注：徐广缙：《思补斋自定年谱》，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页155～156。）。他们在照会中要求逮捕刺杀亚马勒的人，以命抵命，交还亚马勒的头和手，否则一切后果由清政府负责。对于葡萄牙及其他各国的抗议，徐广缙答复说：“兔死狐悲，物伤其类，自属恒情。惟亚公使（亚马勒）平日暴戾恣睢，各国想均有见闻，毋庸赘述”。同时答应设法起获亚马勒的头和手，送交葡萄牙人收葬，“缉拿正凶，尽法惩办”（注：徐广缙：《思补斋自定年谱》，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页155～1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