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是西欧的一个小国，也是欧洲最早的殖民主义国家之一。早在16世纪10年代，葡人皮雷斯（Thomas Pires）就曾上书葡王建议派兵征服中国，把中国变成葡萄牙的殖民地（注：托梅·皮雷斯：《东方诸国记》第4册《中国》一节， 译文载《中外关系史译丛》（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88年），第4辑，页283。）。但当葡萄牙的武装商船到达广东要占领殖民据点时，明王朝的军队便把他们包围起来，并驱逐出境。明朝政府还下令禁止佛郎机人（葡萄牙人）来华贸易。此后葡萄牙海盗商人在浙江、福建沿海寻找殖民据点，进行走私贸易和从事海盗式的抢劫。明朝军队为了驱逐他们，曾在浙江宁波双屿，福建漳州浯屿和走马溪，予以痛击（注：胡宗宪：《筹海图编》，卷5，《浙江倭变记》。《明史》，卷325，《佛朗机传》。）。 现实教训了葡萄牙人，使他们认识到中国并不是他们想像中那样不堪一击的弱国，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或要占领中国沿海一块地方作为殖民地，都只能是痴心妄想。为了商业利益，葡萄牙商人改变了做法。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利用贿赂广东海道的手段，得到了在广东沿海一带贸易的许可。在遵守中国法令、向中国缴纳关税的前提下，葡萄牙人开始在澳门半岛南端居留、贸易。在当时，开放澳门对外贸易，对中国和葡萄牙都是有利的。因此，澳门很快地发展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也成为葡萄牙人竞相前来谋取巨大商业利益的地方。1564年广东御史庞尚鹏在其《抚处濠镜澳夷疏》中曾描述葡萄牙人蜂拥进入澳门的情景，他写道：“近数年来，〔葡人〕始入濠镜澳（即澳门），筑室以便交易。不逾年，多至数百区，今殆千区以上，日与华人相接济，岁规厚利，所获不赀，故举国而来，扶老携幼，更相接踵，今筑室又不知其几许，而夷众殆万人矣”（注：庞尚鹏：《抚处濠镜澳夷疏》，载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商务印书馆影印），册41，原册18，广东中。）。后来，大约在万历元年（1573年），葡萄牙开始向明朝政府每年交纳500两白银的地租， 从而确立了其租居澳门的地位。这样，澳门南部便成为葡萄牙商人居住的一个特殊社区。 为了管理澳门这个香山县属的小半岛，明朝政府和清朝政府先后在这里设官、驻兵、征收关税，并制订了一系列管理澳门葡萄牙人的条例和法规。对于葡人自发成立的自治机构议事会（议事亭），1582年两广总督陈瑞曾召见澳门的葡萄牙主教和官员，斥责他们违犯中国法令，但经葡人贿以重金之后，陈瑞态度变得温和，通知他们：“该地的一切情况可以照旧继续下去，但当然服从中国官员管辖”（注：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1983年第1版，1997年第3次印刷），页149。）。随后还任命议事亭理事官为“夷目”， 全称为“督理濠镜澳事务西洋理事官”，规格比香山县衙门低一级。此后，无论是明朝政府还是清朝政府都把理事官作为向居澳葡人下达法令和代表澳门葡人向中国政府反映意见的官员。明清政府允准葡人按其习俗自治，但必须遵守中国政府制定的管理法规，服从中国地方官员的约束，否则予以惩处。中国政府对澳门行使行政、军事、财政、司法各种主权，一直到19世纪40年代末葡萄牙强占澳门之前，都未曾改变。 鸦片战争之后葡萄牙趁机强占澳门 随着葡萄牙殖民者在澳门势力的增强，以及西方各国对华贸易的发展，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为攫取优于其他各国的有利地位，遂不满足于澳门僦居者的地位。19世纪30年代，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便有人宣扬澳门同达曼、第乌一样是葡萄牙征服的领地。这一谬说的出现，曾使澳门议事亭成员深感不安，他们也许是惧怕这一谬说将激怒中国政府，导致葡人失去在澳门已享有的一切优惠和优越性。因此，在1837年12月5日，澳门葡萄牙议事亭便以“从这天涯海角，从这遥远的中国发出的正义的呼声”为主旨，上书葡萄牙议会，猛烈地抨击了那种在将澳门等同于葡萄牙王室领地的论点。呈文抨击说：“称澳门为达曼或第乌相同的征服地系无稽之谈，过去一直向皇帝缴纳、现在仍然在支付地租及沉重的船钞。……何时葡萄牙人征服了澳门？皇帝未将其赠与，现仍收地租。本澳居民及其财产仍在沉重的税收之下，何谓此系葡萄牙领土”（注：禀呈手稿，葡萄牙地理学会图书馆，“庇礼喇遗稿档”，甲号文档，转引自（葡）萨安东著、金国平译《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1841—1854）》（澳门基金会，1997年版），页86。）？ 同时，葡萄牙澳门议事亭（市政厅）在其致葡萄牙印度总督萨布罗佐（Szbroso）男爵的备忘录中， 也说明了澳门葡萄牙居留地的起源及其现状：“本居留地非系葡萄牙征服地，它是华人对葡萄牙人的不断特许的结果，以便其居住，没有君主与君主之间、政府与政府之间事先的协议或契约。这便是澳门这一居留地在华的地位。葡萄牙对这一地区的权利在于：给葡萄牙商人使用的中国领土。因为他们是葡萄牙子民，所以按葡萄牙法律及风俗习惯生活”（注：《澳门葡萄牙居留地的起源及其目前状况，1837年12月5 日澳门市政厅致印度总督萨布罗佐男爵备忘录》，转引自萨安东《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1841—1854）》，页87。）。 1839年，清钦差大臣林则徐奉旨到广东严禁鸦片，澳门葡萄牙当局执行林则徐的禁烟命令，查拿了英国人偷运至澳门的鸦片，捉拿了贩卖鸦片的葡萄牙人，并没收销毁其鸦片。同年，林则徐巡视澳门时，澳门葡萄牙官员十分恭顺。林则徐向其申明禁令，“谕以安分守法，不许屯贮禁物，不许狥庇奸夷，上负大皇帝抚绥怀柔至意”。葡官点头称是，并说：“夷人仰沐天朝豢养二百余年，长保子孙，共安乐利，中心感激，出于至诚，何敢自外生成，有干法纪。现在随同官宪，驱逐卖烟奸夷，亦属分内当为之事”（注：林则徐：《林文忠公政书》（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卷6，《会奏巡阅澳门情形折》。）。这说明，直到此时，澳门的葡萄牙官员仍然表现了对清政府法令未敢稍有违犯的恭谨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