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陆续入居澳门，开展对中国及远东地区的贸易。在此后400多年的中外贸易史上，澳门几度经历盛衰浮沉的变迁。 其中，最后一次变迁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末至20世纪上半叶。近代澳门贸易地位的变迁，基本奠定当代澳门的经济发展格局及其在中外贸易体系中的地位。近年，笔者等人在澳门基金会资助下，编译成《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一书（注：全书由莫世祥、虞和平、陈奕平编译，澳门基金会1998年12月出版。），书中辑录的拱北海关报告颇为清晰地展示出近代澳门贸易地位变迁的轨迹。兹依据相关资料，对此做一研讨。 一、古代澳门贸易地位的变迁 16世纪上半叶，葡萄牙成为欧洲最早集结力量、拓展东方远航贸易和进行殖民扩张的国家。其间，葡萄牙人多次进扰中国广东、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试图依仗其在海外扩张时惯用的武力手段，夺取在华立足点，结果却在明朝官府反击下迭遭失败。16世纪50年代下半叶，葡萄牙人放弃武力进犯的方式，改取谦卑态度与贿赂手段，终于得到明朝官府允许，进入并赁居澳门，从此将这个并不显眼的中国海岛渔港，逐渐经营为闻名遐迩的葡萄牙对华贸易基地和对远东贸易的中转港口。 明朝官府对海外贸易采取时禁时开的政策。1523年以后，全国只有广州可以接受外国商使朝贡贸易。澳门至广州的直线距离仅100 多公里，水路船运内航可以直达广州及粤西南沿江、沿海各埠，外航可以径直放洋出海；陆路交通也有莲花茎石矶连接内地。交通的便利，使擅长进行商业贸易扩张的葡萄牙商人获得发展空间。明朝官府不时严厉限制与禁止中国人出海贸易，恰给葡萄牙商人提供取而代之、充当中外贸易中介的商机。从1578年起，葡萄牙人获准每年春、夏两季到广州参加互市。他们因此可以合法地将华南盛产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源源不断地输向欧亚各国。16世纪70年代至17世纪40年代，在澳门经商的葡萄牙人建立起澳门—果阿—里斯本、澳门—长崎、澳门—马尼拉—墨西哥等三条贸易航线，编织成为澳门为中转枢纽港、以里斯本为财富归宿地的国际大三角贸易网络。澳门因此成为名扬海外的国际贸易中转港。 资料表明，经由葡萄牙商人通过澳门向上述国际贸易网络输出的中国商品，主要是生丝、丝织品以及各种土特产品和矿产制品。经由澳门运入中国内地的主要是胡椒、檀香、象牙、白银等。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等外国商人从每年1月开始，向中国商人采购销往马尼拉、 印度和欧洲等地的货物；从6月开始采购销往日本的货物。 这样就可以在西南季风和东北季风时期用帆船乘风发运，在上述各地获取商品巨额利润。有学者统计，1580—1590年间，葡萄牙商人每年从澳门到果阿的生丝贸易中，赢利36万两银。1636年，该项贸易的年赢利增至72万两。1600年，从澳门运往长崎、果阿的23种商品中，利润率超过一倍的就有16种，其中棉花的利润率超过10倍之多（注：黄启臣：《澳门历史》，澳门基金会1995年版，第223页。）。 在葡萄牙商人通过澳门中转贸易获取巨大利润与财富的同时，中国官商各界也从中分享到海外贸易的利益。据统计，1573—1644年的72年间，葡萄牙、西班牙、日本等国商人在澳门贸易而输入澳门的白银达一亿元以上（注：《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78、179页。）。其中有相当部分流入中国内地，在广东、福建等地区作为流通货币使用，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17世纪40年代，以澳门为主要中转枢纽港的葡萄牙国际贸易航线趋向衰败。其原因是：（一）鉴于葡萄牙商人在对华贸易中长期偷漏船饷、货税，并且在中国沿海地区从事走私贸易，从1631年开始，明朝广东官府不许葡萄牙人到广州参加定期集市贸易。1640年，明王朝正式禁止葡萄牙人到广州经商。其间虽然允许中国商人载货到澳门销售，但中、葡商人有来无往的单方面贸易严重限制与削弱了澳门在中外贸易中的中介地位。清朝初年一度厉行的“禁海”令与“迁海”令，更使澳门与内地的贸易联系雪上加霜。（二）1637—1639年底，日本德川幕府严厉禁止日本人与外国人交往通商，将葡萄牙人及其家属全部驱逐到澳门。澳门赖以繁盛的对日贸易因此中断。（三）1640年12月，葡萄牙摆脱西班牙的束缚而宣告独立。居留澳门的葡萄牙商人和议事会随后发动政变，拘捕从马尼拉前来要求澳门效忠西班牙国王的使者，并将西班牙人驱逐出境。在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因此断绝与澳门的通商联系，澳门—马尼拉—墨西哥的远洋贸易被迫中断。（四）1641年1月， 长期挑战葡萄牙海上贸易霸主地位的荷兰人终于击败葡萄牙守军，占领马六甲城及其要塞，随即封锁马六甲海峡。澳门—果阿—里斯本的远洋贸易随之中断。 于是，葡萄牙人在东亚的立足地仅余澳门一隅。在葡萄牙人赁居澳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澳门贸易地位首次严重跌落（注：参见张天泽《中葡早期通商史》，姚楠、钱江译，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8年中译本。）。 1640 年成为古代澳门盛极而衰的转折年， 在澳门的中外居民从1555年的400人增至当年的4万人。可是，到1700年却只有4 900多人， 其中葡萄牙等外国人有900人，中国人为4 000多人（注：〔葡〕施白蒂：《澳门编年史》，小雨译，澳门基金会1995年中译本，第13、69页。）。澳门人口的增减，是其贸易地位盛衰变化的反映。 清朝初期，澳门贸易地位一度出现复兴的契机。1679年，康熙颁旨允准澳门葡萄牙人从陆路到广州贸易。1684年，又废除“海禁”，开海贸易。清朝官府随即在澳门设立粤海关正税总口，负责征收进口船只的船钞、货税，其中对葡萄牙商船实行低税则征收的优惠政策。由于日本允许中国、荷兰商船来往长崎，澳门葡萄牙商人可以借助中国商人，恢复曾经中断的澳门—长崎贸易。1688年，西班牙与葡萄牙重新修好，澳门—马尼拉贸易航线再度贯通，并且扩延到东南亚诸国。中国商人经由澳门往来南洋的贸易也有明显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