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其实就是社会向它的成员灌输政治文化即一定的政治思想、政治规范、政治信仰、政治观念、政治标准等的过程，这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对社会成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一些社会学方面的思考，对于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开展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本文拟就此提出几点看法，求教于诸位同仁。 （一） 1890年9月，恩格斯致信约·布洛赫。在这封信中，恩格斯强调了历史唯物主义完整的和辩证的意义。他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我和马克思都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7页）之后，在1893年致弗·梅林以及1894年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恩格斯又再次对片面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倾向进行了批判和澄清。他指出：“与此有关的还有思想家们的一个荒谬观念，这就是：因为我们否认各种思想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把原因和结果刻板地、非辩证地看作永恒对立的两极，完全忽略了相互作用。这些先生们常常故意忘却，当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它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的时候，它也影响周围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相互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同上，第502、506页） 在这一系列论述中，恩格斯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那就是：经济因素是历史发展决定的因素，但并不是唯一的因素，社会文化尤其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观念、政治意识形态等并不是无所作为的，而是相互影响并影响历史发展的又一重要因素。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政治文化产生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中，但又反过来影响产生它的历史条件，影响历史的发展。这正是大多数注重政治社会学研究的西方政治学家如法国的莫里斯·迪韦尔热，美国的安东尼·奥罗姆等人都对马克思的政治社会学方面的论述推崇备至，都要在他们的著作中花大量篇幅阐述马克思的政治社会学观点的原因。奥罗姆甚至认为：“正如奥古斯特·孔德被称为社会学之父一样，马克思也可以被称为政治社会学之父。”（奥罗姆著《政治社会学——主体政治的社会剖析》第68页，英文版，美国新泽西州普伦蒂斯—霍尔公司出版） 历史唯物主义因而强调观念上层建筑必须同政治上层建筑相互一致、协调发展。因为社会是由单个的人构成的，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离不开人的活动。同样，作为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的国家的政治活动也无非是人的活动。如果用政治社会学的术语来表达就是：政治过程不过是一系列政治角色政治行为的轨迹。而一定的政治角色之产生一定的政治活动，却不是随心所欲、杂乱无章的。“行为是人和他的心理环境的函数。”（〈美〉威廉·F·斯通《政治心理学》第71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也就是说，政治角色的政治行为均产生于一定的政治动机，受制于一定的政治思想、政治规范、政治信仰、政治观念、政治标准乃至政治情感、政治态度等，一句话，要受到一定的政治文化的指导。政治文化从而影响整个政治制度的稳定和发展，向社会成员灌输同一定的政治制度相一致的政治文化就显得非常的重要和必要。而这一过程是通过政治社会化实现的。 （二） 所谓“社会化”，简而言之，就是由“自然人”转变成为“社会人”，取得社会生活资格的过程，就是作为生物个体的人通过学习和接受社会文化，逐步适应社会生活，成长为社会个体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化不可或缺的部分，指的是个人学习和接受社会的政治文化，作为特定社会的政治人的过程。从个人的角度来说，经由这一过程，人们将特有的政治思想、政治规范、政治信仰、政治观念、政治标准等内化，并形成特有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价值取向，以便与一定的政治社会相调适，扮演好特定的政治角色；从社会的角度来说，经由这一过程，社会将一定的政治思想、政治规范、政治信仰、政治观念、政治标准等灌输给一代代人，从而造就特定政治体系的支持者和维护者，同时完成政治文化的代际传递。一些当代的国内外政治学者通常把这一社会化的政治层面称为“政治社会化”。它通过传播主导政治文化，在政治体系中承担着两大功能： 1、维护社会政治的稳定。 注重政治稳定研究和分析的美国当代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指出，一个政治体系要得以维持，必须与它所处的社会环境进行必要的能量交换，这种能量交换在输入方面主要表现为求得社会成员对这一政治制度的普遍认同和支持。而这种对政治制度的普遍认同和支持正是通过政治社会化来获得的。“一种可以使对现存的体制的支持不会受到严重削弱的机制可以在社会化过程中找到。”（戴维·伊斯顿《儿童的早期政治社会化过程——对民主参政概念的接受》，《国外政治学》1985年第2期）政治体系在它的成员还在童年时期就通过政治社会化这一机制向它们灌输政治文化，随着这些成员的成长，他们逐渐接受并持有了该政治体系的政治思想、政治规范、政治信仰、政治观念、政治标准，形成一定的政治态度、政治感情并外化成为自己的政治行为模式，扮演该政治体系所需的政治角色。于是，他就会遵循该政治体系的基本准则，向着该政治体系的目标行动，这时，他就成了该政治体系的支持者和维护者，这个政治体系的稳定便有了保障。反之，如果政治社会化这一过程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一个政治体系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向它的成员有效地传播政治文化，或者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政治体系与其成员所持有的政治文化不相一致，这个政治体系就得不到应有的支持，就常常会导致该政治体系的不稳定。在一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文化传播得越深、越广，该社会的政治文化越趋于均质有力，它的政治体系也就越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