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000—3541（2000）04—0095—07 [中图分类号]J218.6[文献标识码]A 即将敲响21世纪钟声之际，回眸自1979年北京国际机场航站楼壁画群（以下简称北京机场壁画）落成至今的二十年间，中国现代壁画艺术经历了从衰落走向复兴的演变进程，伴随着经济和文化的深化改革而在自我调节中得到不断发展，取得了成绩和经验，也存在着不足和纰缪。跨入新世纪，作为公共艺术形态的壁画艺术，在城市化进程中，为构筑城市文化空间，展现着可持续发展的广阔前景。 一 70年代末，张仃等诸位艺术家实现了自己被压抑多年的梦想，完成了北京机场的壁画《哪咤闹海》（张仃）、《巴山蜀水》（袁运生）、《科学的春天》（肖惠祥）、《白蛇传》（权正环、李化吉）、《黄河之水天上来》（李鸿印）、《黛色参天》（张仲康）、《民间舞蹈》（张国藩）等作品的创作。这次机场壁画创作活动和壁画作品的诞生，影响之强烈，至今仍令人记忆犹新。当时，周扬在接见壁画作者的谈话中讲道：“机场壁画具有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风格和题材，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我非常高兴。”[1] 新闻媒体报道：“这是建国以来我国美术工作者第一次大规模的壁画创作。”[2]（P319 ）日本著名艺术评论家桑原住雄慨然称颂机场辟画是中国国势走向昌隆的象征。他说：中国的壁画从过去为统治者绘制到今天转变为人民绘制，这是一种质变。“北京新机场的壁画群，是期望明显的、新的脱胎换骨的转变和飞跃的尝试，我深深地感到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三十年的象征和事物。”[3]北京机场的壁画，标志着中国现代壁画艺术拉开复兴的序幕，耸立起中国新兴壁画运动的第一个里程碑。它不仅带动了整个中国当代美术的起飞，而且对改革开放的中国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发生了积极的影响，以它的辉煌在中国美术史留下篇章，载入共和国的史册。 北京机场壁画问世后，全国各地的壁画创作蓬勃地开展起来，构成了一个多元共生、立体发展的景观，各大城市的宾馆、酒店及其它公共建筑和环境中出现了数不胜数的壁画作品。这些作品在材料选定、制作工艺、继承传统、吸取民间美术以及借鉴外国经验等方面，都有所创新和发展。比较引人注目的有表现祖国山河的《长城万里图》（张仃）、《山河颂》（王文彬）、《天地交泰、日月同辉》（尚奎舜）等，也有表现民族风情的《清水江畔》（侯一民、邓澍）、《狩猎图》（李化吉、汪滋德）、《创造·收获·欢乐》（刘秉江、周菱）等；有表现几千年文明史的《智慧之光》（袁运甫）、《丝路风情》（彭蠡、石景昭、刘永杰、张立柱）、《源远流长》（李化吉）等，也有表现革命历史和当代生活的《血与火的洗礼》（马一平）、《胜利交响诗》（袁运生、戴士和、胡建成等）、《礼赞》（周见）、《乡村之春》（刘彩军）等；有重形式美探索的《财神是我，我是财神》（张士彦等）、《太阳·水鸟》（王培波）、《和平·进步·自由》（刘玉安、徐栋）等，也有在传统基础上注重探索新的表现形式的《唐宫佳丽》（杜大恺）、《孔迹图》（孙景波）、《乐女游春图》（许荣初、赵大钓）等，还有以抽象的、象征的手法表现时代精神的《不等式二号》（谢源璜、吴强）、《阳》（陈进海、陈若菊）、《向太空》（许荣初）等作品。在此还有不容忽略的两点：第一，北京人民大会堂集中展示了一批壁画作品。80年代中期以来，人民大会堂各议事厅的装修，是自1958年大会堂建成后的四十多年来，几次装修中所投入的人力、财力、物力最多的一次，室内陈设的美术作品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北京、广东、西藏、黑龙江等议事厅都设置了壁画，如西藏厅的《雅吉节》（诸有韬）、《扎西德勒图——欢乐的藏历年》（叶星生），辽宁厅的《满族风情》（林树春、费长富等）、甘肃厅的《沃土——灿烂的文化》（李坦克、李建群）等作品。第二，不但有的壁画家创作的壁毯艺术品作为中国奥委会礼品馈赠给瑞士洛桑国际奥委会，也有些壁画家走出国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以及驻外使馆、机构创作了一些壁画作品，如《兰亭书圣》（张世彦）、《金凤凰起飞》（肖惠祥）、《鸟的感叹》（袁运生）、《埃及七千年文明史》（唐小禾、程犁）、《牛郎织女》（权正环、李化吉）、《长城豪风》（肖立滨）等作品。《兰亭书圣》、《金凤凰起飞》是美国洛杉矶市政“大墙无限，邻里骄傲”壁画计划的中标作品，由美国国会、加利福利亚洲议会和洛杉矶市政府颁奖。新时期中国新兴壁画运动是紧紧依傍着国家经济增长的幅度而同步前行的，同时，也是文化战线思想解放、容纳百家、多向发展格局的具体真实的写照。 二 新时期二十年来，我国现代壁画创作走出误区，排除干扰，遵循规律，开拓进取，日益体现出壁画的本体，取得健康稳步地发展。下面笔者仅从几个方面简略地阐述其发展变化的特点。 1.壁画家环境意识的增强。80年代初，就已经发觉自北京机场壁画之后的几年里，壁画家缺乏建筑空间环境的意识，存在着辟画与建筑欠协调等问题。壁画是建筑范畴与艺术范畴的结合。壁画设计创作的优劣并不仅在于画面本身的艺术效果，更重要的是它在建筑环境中所起的作用如何。壁画的艺术价值应位于壁画在整个建筑环境中所具有的创造艺术的价值之后。壁画是建筑整体里的一个单元，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和谐与统一的。壁画的内容和形式要服从建筑的使用功能和格调，也就是说，要考虑不同的建筑对壁画有不同的要求。一些建筑拟定需要设置壁画，在进行设计创作时，建筑师和美术家应密切合作，这种合作不是在工程的后期，而是在建筑设计的开始就力求做到建筑师和美术家共同研究、制定壁画的位置、尺度、内容、色调、照明、材料和工艺制作等，力求制定壁画与建筑缺一不可的建筑整体设计方案。不要等建筑完工之后，再请求壁画家为建筑做装饰，不然，可能造成“壁”与“画”的生硬结合，给壁画作品留下缺憾。能否处理好壁画与建筑的和谐与统一，是壁画作品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只有两者的协调才能营造出理想的环境文化形态。80年代中期以后，山东曲阜阙里宾舍和长江第一名楼的黄鹤楼等建筑的壁画群的创作在这方面都给予了认真的对待和处理。黄鹤楼每个楼层壁画的题材内容、表现形式、选择材料和绘制方法等做到了与建筑尽量达到和谐与统一，并涌现了《江天浩翰》（楼家本）、《白云黄鹤》（周令钊、陈若菊）、《黄鹤楼史话》（孙景波）等比较成功的壁画作品。80年代末，壁画家在创作实践中，看重和常议的已集中到壁画与建筑的关系这个焦点问题上。朱小平、孙景会、张一民、秦岭等在文章或谈话中都谈到了这个问题。1988年11月在江苏南通召开的首届全国壁画艺术讨论会上，孙景会、张一民提交的论文《壁画——系统工程》中指出：“壁画是壁与画两位一体。壁画从属于建筑，是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建筑的‘构件’。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如此。壁画往往是宏篇巨制，要宏观地系统地规划壁画自身与建筑、社会诸因素互相的关系，取得整个系统的统一与和谐。”秦岭在《中国现代壁画瞥观》一文中直言不讳地指出：“现代壁画是一种环境艺术，必须与建筑结合。就我个人所见到过的我国现代壁画，大多距此要求相去甚远。”[4] 在这期间，虽然也有的壁画家提出了“壁画与建筑关系的再认识”的质疑“壁画必须与环境协调吗？”但是，建筑师、壁画家大都对壁画与建筑协调的立论已基本认可。进入90年代以来，壁画艺术则已被提升为环境艺术的高度，壁画家深刻地认识到，现代壁画家不只是以经营自己的画面为能事，必须具有“壁画和当代建筑与环境的总体审美关系的思考”的思想智慧。从环境艺术的高度去思考，不仅仅是理解为建筑空间载体和环境的对应关系，而且要使壁画与空间环境形成相互作用并在融合中体现出各自的存在和价值。如果不意识到这一宏观上的原因，只是把壁画创作问题放在一个孤立的建筑空间中去思考是无法摆脱困惑的。环境艺术的创造不论范围怎样，都要考虑与人的关系，与自然的关系，与现实环境的关系以及各种技术手段、艺术手段自身中的各种关系。正因为环境艺术是大关系艺术，是回归人们生存环境的各系统工程的综合艺术，所以，它在整体构思、整体把握、整体设计、整体实施上具有很大难度，而这恰恰是壁画创作中须更应加强的环节。这种从环境艺术角度关于壁画的立论，乃是壁画理论渐趋深入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