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90年代中国书法思潮 如果说80年代的书法经历了从启蒙到神话的辩证运动的话（注：参见拙作：《从启蒙到神话：80年代书法思潮的内在理路》，《书法研究》1994年第3期。），那么，到了90年代， 书法界则几乎是神话的天下了。这在理论上表现为，更加精微化的“积淀”的神话已经取代了“反映”的神话，文化启蒙蜕化成为文化回归。在传统书法的“道——艺”平衡模式中（依于道，游于艺），“道”的含义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事实上已被架空，如今替代它的是什么呢？新儒家和道禅，或者更加笼而统之地称之为“民族精神”和“中国书法精神”。从而陷于我称之为“书法本体论”的神话。这种神话认为，书法既是民族精神的凝聚，也是中国文化的产物，因而必然带有中国文化的本体特征。90年代的书法理论的变迁，主要表现于，在书法的性质问题（“有意味的形式”）基本解决以后，着手建立有关书法的文化学。关于这个问题，出现了大量的文献和材料，即使作一个简单的梳理在这里也是不可能的。这里只能大致梳理一下线索。 在90年代中国书法界占了主导地位的，就是所谓的“新古典主义”。书法新古典主义试图将中国书法全盘纳入传统文化的范畴之中，而不管这个传统文化的成分有多复杂，也不管它的具体含义是指什么。并且，书法新古典主义本身就是一个泛泛的指称，但它的主旨还是比较清楚的。它信奉中国文化，并认为即使在文化转型的当代，书法作为传统文化的精华，仍旧必须保持其古典艺术的性质或保留为一种文化国粹。它的理论信条是多样化的，举其大要有： （1）新儒学。 新儒学无论是作为一个学术流派还是一种哲学（世界观），已逐渐为世人所公认。由于它自身坚持不懈的努力，再加上种种外部条件，它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同情性理解。新儒学意在对传统儒学（特别是对儒学经典）作出创造性的阐释，并把它视为现代中国乃至危机四伏的全世界的救世良方。但书法界对新儒学的匆忙接受带有强烈的饥不择食的心态，一旦确立了新儒学在现代中国的地位无疑等于给传统书法找到了精神归宿。因为“书”作为儒学“六艺”之一的地位已被规定在儒学价值系列的中心，但随着普遍王权的崩溃和儒家秩序在近代的解体，儒家的艺术价值学模式，即著名的“道——艺”模式也开始摇摇欲坠；正如现代新儒家兴起的动因是为了解决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所面临的困境一样，书法新古典主义迅速地抓住了新儒学，以求摆脱传统书法在现代文化中的困境。然而，正如我曾经批判过的那样，书法新古典主义的错误“是一个懒汉的错误，以为抓住了新儒学就等于抓住了救命稻草，殊不知新儒学本身尚须学习游泳，一个懒汉对它的期望就如同躺在床上做游泳的白日梦一样”（注：参见拙作：《新儒学与书法保守主义》，《中国书画报》1996年4月29日。）。 （2）释道。 释道（或道禅）对中国文人一向具有无法拆裂的亲和力，对喜好书法的文人尤其如此。一个文人经历了风风雨雨、看破了滚滚红尘，隐于山林或遁入空门，他放弃了所有的嗜好，唯独把书法当作保留项目。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书法的魅力，以及书法与道禅亲和关系。在一个容易导致文人心态不平的时代，道禅特别具有诱惑力。90年代书法理论与批评中充斥着大量有关道禅的言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道禅在中国书法界的效应，比中国历代文人有过之而无不及。90年代初，知识分子在精神上的自我放逐似乎成为一个毋庸讳言的事实，对精英意识和启蒙思想的自动弃绝和对市俗文化与功利主义的全面认同，痞子风气和玩世泼皮的策略被当作原则加以认可，为了躲避虚假的崇高从而将真正的崇高连同脏水一齐泼掉，知识分子在商业大潮和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激流中不想沉没就得抓住最后的救命稻草，于是，欺世的、热嘲冷讽的、似是而非的大儒主义混合以传统士大夫亦此亦彼无可无不可的处世哲学，已成为这一时期精神气候的普遍病症。在这样的总体背景下，大量显名于或混迹于书法界的当代文人，或诚心诚意地信奉道禅，或假模假式地以居士自况，考其实情，则真名士少，视道禅为终南捷径者多。作为个体的选择，无论把道家与禅宗看作一种信理，还是一种处世哲学，人们对之大可不必多置一词，但对如此浸透于书法中的道禅意识或如此道禅化了的书法意识，却属实使人担忧。有人公然宣布，今日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结构，或所谓的“文化——心理结构”依然是“儒道释的文化积淀”，这种看法在书法界十分普遍，几乎成了压倒一切的看法。对此，我的看法是：“人们对道禅作为一种信理或是一种处世哲学，可能作出一些新的解释，但不论这些解释会是什么，它们仍然不足以使我相信：道禅在个体的生存论问题上采取了面对而不是回避的立场。而我们可以恰当地把那种不能执着于生存论的难题，逃避存在问题的追问，却诉诸虚与委蛇、与世俯仰或逍遥自在、与物优游的事件，叫作精神的矮化状态。没有比这样的状态更加远离艺术的状态了，因为只有在艺术的状态中，只有在面对精神和形式的强大压力时，艺术的创造性才有可能撕裂生存的黑暗帷幕，呈现真理的瞬间。”（注：参见拙作：《道禅的陷阱》，《书法导报》，1997年2月5日。） （3）民族精神或中国文化精神。这种观点认为， 中国文化有着固定不变、万世不易或万变不离其宗的“本质”、“精神”或“规律”。它把中国文化看作一个以儒家为主、儒道释互补的不变的整体。这是一种典型的整体主义的本质论。波普尔以来的哲学已对这种世界观作了毁灭性的批判（在艺术史和艺术理论领域里则有贡布里希的巨大贡献），因此对之进行批判已不是本文的责任。为了描述90年代中国书法主要思潮，这里摘录几段典型的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