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一璜先生在今年1月18日的《中国摄影报》上发表了《中国摄影界有一种病叫“自恋”》一文后，引起了摄影界许多朋友的关注。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对摄影界自恋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有些见解是值得重视，但是我觉得作者对有些问题的论述不仅不能令人信服，甚至还有牵强附会，似是而非。因此我想坦率地提出不同的看法，这样有助讨论的深化。 一 黄一璜先生在阐述自恋起因中用很大篇幅对中国新闻摄影历史进行梳理，尤其是对解放后近30年的新闻摄影展开了大规模的声讨，言词激烈，义愤填膺，对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亩产万斤田等照片及作者进行极为严厉和极为苛刻的批评，颇有一股大批判遗风。对于文革时期的摄影记者及照片，黄一璜先生采取的是同样的态度。质问“你当时是以什么面目（身份、派别、立场……）出现的？带着什么样的目的（是倒“皇”？还是保“皇”？）？以怎样的心态（关心谁？观点如何？）？执行的是什么路线？宣传的是什么思想？”这种以摄影者当时的政治态度评判照片的方法并不可取。谁都知道托尔斯泰早年在政治上是保皇党，但是列宁一直非常重视他，从托翁生前到死后，列宁先生写了七篇关于论述他的文章。列宁称他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又如世界著名指挥家卡拉扬早年曾参加过纳粹，有过劣迹，但人们并不因此而否定他的艺术成就。 究竟如何看待五六十年代及文革那些照片呢？我认为还是应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待为好。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记者生活在一定阶级社会里，不可能超越历史环境来拍照。这些照片在当时产生过一些不好的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对帮助我们了解那个疯狂的时代，产生的认识功能是巨大的，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我们不能脱离历史条件苛求于前人。 倘若我们的摄影记者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没有记录下任何影像，那么后人会不会问，当年你们都干什么去了？摄影的功能到底是什么？这不禁使我想一个有趣的摄影文化现象，记录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及文革大部时期全部由职业摄影师担任，而1976年天安门爆发的“四五”运动，却是由非职业摄影师担任拍摄的，无论这两支队伍的出发点是什么，却殊路同归，都记录下了共和国的岁月沧桑，没有给历史留下空白。这就是摄影的贡献。 的确当时的摄影记者不具备黄一璜先生所说的“关心人与关心社会的情怀，对社会进步的进程具有起码的文化判断”能力。其实也不可能具备。但是，黄一璜先生拿今天的纪实摄影师的标准衡量要求那个时代的摄影记者，是不是显得太荒诞了，有点黑色幽默的感觉？ 二 正是因为中国摄影界深刻汲取了那些时期的经验教训，才有后来改革开放中的大彻大悟，并不像《自恋》一文中所说：“为了迎合一种病态的好大喜功而不惜造假，在我们建国后的新闻界似乎成了约定俗成，至今阴魂不散”，“中国摄影界尤其是新闻摄影领域几乎缺乏彻底的思想清算”。事实是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摄影界就开始努力探讨新闻摄影规律，反对新闻摄影中弄虚作假现象，而且讨论不断深化。在全国摄影报刊、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的第一、二届理论年会上、新闻摄影学会主办的理论年会上，还有其它许多报刊中发表了大量总结历史经验反对新闻摄影中弄虚作假的文章，如此声势浩大的“打假”舆论，是建国以来中国摄影界前所未有的。 现举二例说明中国摄影界“打假”活动。在80年代初《中国摄影》主办《当代人》摄影比赛，陕西的一位作者为增添照片中的现场气氛，制造了一张虚假的纪实作品《战洪灾》。后经人举报，引起了《中国摄影》编辑部的高度重视，随即派出记者多次调查核实，将调查结果及那位作者的检讨刊登在1984年第6期刊物上。无独有偶。在1988年由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主办的第三届全国新闻摄影十佳评选中，山东的一位作者故伎重演，本已获奖，后经查出，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对此人进行了严厉批评，并取消了该人获奖资格。关于此事《人民摄影》报曾有详细报道。中国新闻摄影前辈蒋齐生义正词严表示，对新闻摄影中弄虚作假的人决不姑息。 80年代中国摄影界“打假”活动高潮迭起。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摄影界自改革开放后，一直是与新闻摄影弄虚作假现象作斗争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新闻摄影“打假”主将蒋齐生先生，生前无论在会议上还在他的大量著作中，都有这方面的论述。中国摄影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晚霞丛书《蒋齐生新闻摄影理论及其它》就是例证，这是蒋老生前最后一部著作。 如果说前面批评与学术批评沾点边（其实相当部分属政治批评），那么后面一段文字却大大超出了学术批评范畴。“就因为他们一直处在权力传媒的核心，或为“四人帮”的思想路线所不容，所打倒，不能再拍照，或摇身一变，玩弄权术，迎合新主子的需要，在台上干起了老本行。这些摄影师在“四人帮”倒台后都先后受益，或因抗拒“四人帮”的政治需要而获得政治资本，继而又连带形象资本收入囊中；或因不符合“四人帮”的政治需要而以所具有的形象资本换得政治资本——以不幸达到利益的互换”。我建议黄一璜先生不妨将上述文字重新整理，提交给有关组织部门或纪律检查委员会刊登在纪检简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