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新课题:书法学学科研究

——在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颁奖大会暨21世纪文化艺术科学建设座谈会上的重点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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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赏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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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代号:J7
分类名称:造型艺术研究
复印期号:2000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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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从事书法艺术研究的生涯中,书法学学科研究,一直是我始终予以最重点关注的学术领域。本来,在我从事的艺术理论研究中,有书法、中国画、篆刻、词学、比较诗学、日本书法与中日绘画交流的诸课题(注:近二十年来,我在书法、中国画、篆刻以及日本书法方面已出版的专著有37种,其中以书法方面的著作为最多。牵涉到书法史、书法美学、书法教育学、近现代书法史、日本书法史、中国画形式美学、篆刻史、篆刻美学、词学流派、比较诗学等方面的内容。但书法学学科研究则是我投入精力最多的一个研究领域,并且还具有系列化的优势:以论文、著作、专栏、研讨会、文库丛书、笔谈等各种形式组成一个立体的多侧面的研究成果群。),即使是限于书法这个老本行,也有书法史、书法理论史、书法美学、近现代书法史、书法教育学暨教学法,书法创作理论……书法学学科研究,本来是一个没有现成参照的、新创建的(也许它又意味着不够成熟的)尝试性研究科目而已。但不管我在做哪方面的研究,比如在书法史学研究中强调史观的统辖功能乃至形成“史观学派”,又比如在书法美学中倡导书法的美学构架、更甚或在书法教育学中的研究分科设置与课程结构性、以及教学法的实施诸内容;再或者是在近现代书法之理论意识与思辨立场转换与古典书论的随感录的不同区别;又或者是在创作理论中追究书法的认识论基点、价值观立场、方法论模式(注:关于书法学学科研究对书法创作的贡献,可参见拙稿《学院派书法创作模式总纲》中的第六章:〈学院派书法创作模式的评判标准〉;第七章:〈学院派书法创作模式的理论基础〉;第八章:〈学院派书法创作模式的教育支点〉。详见《学院派书法作品集》第20—27,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第1版。)……几乎每一项研究一上升到抽象的原理层次,即必然地会落入“学科研究”所设定的基本框架内容中去而概莫能外。由是,在我的切身体会而言,书法学学科研究,既是我愿意为之付出努力的学术目标,是一项“百川归海”式的终极意义上的研究课题群,但同时,它又是书法研究中的方法论、认识论的起点与基础,是进行任何课题研究时必须的思想武器与方法前提。掌握了这个“武器”,则不仅限于书法,还可以把它引伸向篆刻(注:关于篆刻,我们已尝试召开过一届“全国‘篆刻学’暨篆刻发展战略研讨会”(1997天津),并有论文集,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1997年第1版。)、引伸向中国画(注:关于中国画,我们也于1996年12月在天津举办过一届“全国‘中国画学

      ’暨中国画发展战略研讨会”,并有论文集由天津美术出版社出版。基本上与书法学学科研究在方法上是同一个思路。);引伸向任何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一

      从1979年考入浙江美术学院,师从陆维钊、沙孟海、诸乐三先生之时,老教授们对我谆谆教诲,即是学书法必须以一门学问打基础,我也曾经像陆维钊恩师那样,选择宋代词学作为我的打基础的学问,以后又自学过一段古文字学和古文献目录之学。但似乎,最能作为基础的学问,应该是书法(篆刻)自身的学问——比如书法史,书法理论等内容。于是忙理论研究,写了许多单本著作,也写了许多报刊连载。在我的艺术生涯中,搞创作的时间远不如理论写作的时间花费多,这是因为书法创作在过去是写文人字,完成一件作品并不需要花费太多的如绘画创作中主题、构思、形式、技巧那样的时间。而读书做卡片找资料写文章爬格子,倒是需要实实在在地投入时间的。

      我的硕士一年级学年论文是《蔡襄研究》(注:《蔡襄研究》,是我在1980年作为学年论文提交给研究生导师陆维钊、沙孟海教授的。后被收入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的〈书法家小丛书〉系列,书名改为《蔡襄》,详见该出版社1988年第1版。),而学位论文则是一部10万字的《尚意书风郄视》(注:《尚意书风郄视》是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共10万字。毕业后先在香港《书谱》连载了一年(1984),以后则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1990),在该书的[后记]中,我曾详细地讨论了书法史研究中学科立场,以及思潮史研究在学科构架中的定位问题。),正是在学位论文中,由于讨论的是宋代书法乃至整个书法史上的“思潮史”问题;而早在1981年,还很少有人会去关心这样的问题,但正是不那么“实际”的、略带空泛抽象的史学课题,反而促使我意识到在书法研究中,其实有一个“方法论”和“思辨能力”的因素在起着决定性作用——而对这样的因素稍加延伸,就会牵涉到书法的学科建设问题。书法向来是写字与文人风雅,在过去并没有人想到书法也有“学科”、“学科意识”、“学科框架”、“学科建设”……等问题。于是我的这种感觉,只是停留在“研究方法反思”的单一层面上,还没有形成自觉的“学科意识”并且也并不认为“书法学科”的提法有多少必要性与急迫性。

      但随着书法理论著述的日渐增多,我开始慢慢意识到“学科”这个陌生的名词对于书法的重要性。在为各书法报刊撰写的专栏或连载文稿时,我也有意识地以学科式构架的立场来处理每一个栏目,尽量使它能包容书法的方方面面的成果与思考,其结果是在1990年出版了这批专栏稿的合集《书法学综论》(注:《书法学综论》,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0年4月第1版。)。但相对而言,因为是报章的短篇简册,离真正的学科研究所具有的思辨性格与深度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只能说是一个前期的“练兵”而已。此外,1992年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有意组织出版一套书法类的丛书,我被邀出任主编,并定名为《书法学文库》(注:《书法学文库》,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1版,共7册。由我主编。计有《书法生态论》(卢辅圣著)、《上古书法图说》(沃兴华著)、《书法文化丛谈》、(姜澄清著)、《近代书苑采英》(陈祖范著)、《书法技法意识》(陈方既著)、《书坛旧闻》(郑逸梅著)、《印人轶事》(刘江著)。本来还有一册《海外书学论文选》,因故未能出版,至今仍引为憾事。),第一辑计划出版8种,在这套丛书的选题、组稿、出版等从确定大致思路到具体操作的过程中,在我本人而言则又是一次对书法学科应该包括的方方面面的内容与构架的重新省视与思考。它,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前奏”性工作并对此后的学科研究起到了极重要的孕育与催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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