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路人 特邀嘉宾： 孙洵：书法理论家 萧平：书画家、书画鉴定家 王道云：书法理论家 庄希祖：南京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陈仲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书法教研室主任 乐泉：江苏书法艺术研究会副会长 尚辉：《书画艺术》副主编、美术批评家 时间：1999年10月16日下午 地点：江苏金陵拍卖事务所（金陵饭店内） （该文原载《东方文化周刊》'99第28期，题目为“硬笔时代的中国书法”，现在的标题为编者所加） 1 20世纪书法的一个重要特征：从碑学、帖学之争到碑帖交融，异彩纷呈。 孙洵（以下简称孙）：回顾这一百年，如果从学术上看，首先要肯定清代的乾嘉学派，它最大的特点是强调务实与考证，这对近百年影响很大。在百年书法发展中，扬州八怪对书坛影响很大，最主要是在于创新。因为扬州八怪受了很多名家的影响，是中国美术史上极具市场头脑的艺术家。到后来，西学东渐，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有一批留学生到了日本，传播了艺术思想。再看20世纪的书法创作，有这样三个特点：第一，改变了历史上“碑派”书法与“帖派”书法相互攻击、相互贬低的局面，有一些既搞碑又搞帖的书法家促进了“碑派”与“帖派”的统一。第二，书法开始强调个性，书画由以往的师生朋友圈内的交流发展到本世纪20年代开始公开展出并且流派纷呈，这在清代还是没有的。第三，书法的理论研究可以以1919年为限，新文化运动以前的书法研究还是延续清代的方法，新文化运动以后，书法理论研究在文字上简洁化了。前50年的书法创作的成就大于书法研究的成就，这是因为当时的第一流的学者并未把书法看作一门学科，但是前50年的成就为后50年奠定了基础。 萧平（以下简称萧）：碑学是从乾嘉学派开始提倡，当时因为馆阁体的泛滥，帖学开始衰微，有人提出碑学问题是一种进步。民国初期，金石学的兴起是个很重要的现象，当时很多文化人对甲骨、钟鼎等文字的研究，形成了新的起点。今天客观地去分析碑、帖两方面的争论，在民国书法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从碑学的发展到对金石考据学的研究，使得书法的形式有了扩大，像从骨甲文的发现到大量的发掘、研究，甲骨文也进入了书法园地。这个时期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期，突破了明、清的领域。比如明代一些名家的篆书常出现错字，说明那个时代对金石的研究是很不重视的。对纷繁复杂的民国书坛，可以细分为几个方面：一方面是以碑学为主的（包含金石学），包括一些画家的书法如：赵之谦、吴昌硕以及后来的傅抱石、张大千等人。另一方面是严守帖学的，像白蕉。也有一部分是将二者结合在一起的，像于右任由写帖转向写碑，他收藏了近百种墓志铭，后来他又研究草书，将草书与碑结合在一起，形成独特的“结合体”。有的书画家既是写碑的大家，同时又对帖有很深的造诣，这个时期在相当一部分著名书画家中是碑帖融合的现象。另外，在研究民国书法时，还会注意到“学者书法”的问题，有些学者并没有专门在书法上下过大功夫，但是他们的书法看上去是有学问的，书法头等要素是“气味”，这并不单纯是技法问题，否则书法就不能成为一种高尚的艺术。学者书法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包括大政治家像孙中山既写颜真卿，也写苏东坡；毛泽东的书法，尤其是毛泽东手书的诗词发表之后，对草书和帖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他的学者如陈独秀、鲁迅等人都是属于“学者书法”的领域。还有一部分是属于“画家书法”，中国历来讲求“书画同源”，“画家书法”早在宋代就注意“意”，追求意趣，近现代的像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等人在书法上都有很好的造诣，而且与单纯的书法家是有区别的。我认为以上这几方面都是值得研究的。 尚辉（以下简称尚）：我认为如果将整个20世纪的书法同以前的书法从宏观上去进行比较的话，是一种从传统型书法向现代型书法转换的过程。这一百年的书坛可以分为前后两大阶段，我们对于民国时期的书法谈论得比较多，这恰恰说明了民国时代是一个转换过程的延续，是传统向现代的一种延续。这种转换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就如同文学创作上也存在着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换问题，在绘画上也同样。书法的这种转换，其因素首先是书法的载体改变了，虽然现在的书法作品还是写唐诗宋词为主，但是作为日常生活的语言改变了，这种改变对书法的创作作用是非常大的，这在前50年还感觉不很明显，后50年则普遍意识到了。书法载体对书法的影响到了21世纪可能会更大，因为书法中书写的语言脱离了现实。第二个因素是书法的工具也在改变，20世纪由硬笔代替了毛笔，到了21世纪由键盘（电脑）代替硬笔，这对于书法的创作同样具有很大的影响。此外，第三个因素是写书的目的，原先多为文友赏玩，在20世纪则提出了书法展示的问题。这三个因素看起来似乎并不太重要，但是外部环境和内在机制的相互作用对书法会产生较深刻的影响。前面的两位谈到关于碑帖融合的问题，在晚清时，碑学之声要超过帖学，在整个20世纪，碑帖融合为一体是一个大的趋势，到了21世纪，这个问题可能还将向更深的方向去发展。20世纪考古发掘的成果是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世纪的，像甲骨文、汉简古隶、魏晋残纸和民间书法等等，对于书法的研究与创作都会有新的影响。 庄希祖（以下简称庄）：这个世纪的书法是碑帖交融的，前一个世纪是碑学兴起，我认为它拓宽了书法创作的领域，为帖学输入了新鲜血液，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定的演变，特别是清代的篆刻超过了唐宋元明甚至更前，竖立起新的高峰。后来像康有为等人提出的“无碑不美”我认为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但不容否认，老一辈的人做的最后的尝试，总结的经验是相当可贵的，包括康有为本人在晚年对刘海粟讲，由于碑学的昌盛，使帖学衰微，在整个清代并没有培养出行草大家，这应该是碑学的失误。全部搞碑的几个大家以至于不能写好帖，这就是没有很好的将碑帖交融，胡小石写王献之的《十三行》是明显用碑来写帖的。林散之既写碑又写帖，他将碑与帖很好地结合起来尝试。高二适先生则全部学帖，反对康有为的碑学，题上“恶札”二字。整个20世纪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是由碑学向碑帖交融，再向帖学回归的过程。 王道云（以下简称王）：碑学与帖学的相争，使人们忽略了整个书法流派的大格局，这就走偏题了。写碑的标榜碑学，另一些人则崇尚帖学，反对碑学。这两方面人几乎唱了半个世纪的对台戏，后来就有人提出了碑帖结合，实际上还是一回事，都不是全面地看问题。研究碑学的标榜魏碑、汉碑、石鼓之类，这都是用毛笔写的，为何强称碑学呢？帖学是写在纸上的，是第一手资料，翻刻为碑成为第二手资料，又如何评价孰好孰坏呢？学书法的人应该考虑与选择的是偏爱哪一种风格，所谓学习碑帖结合的人也有学得好的与学不好的。只要学得好，达到一种高境界就是优秀的中国书法，而不应该强行区分。一个世纪的碑帖之争，作为后人不应再去过分讨论，成为书法大家的人是根本不应该有这种门户之限的。我想应该从中国整个文化上分析，学书法，技巧是必要的，但是有的人成为了艺术家，有的人却只称得上工匠，这是因为缺乏修养，缺乏悟性。如果王羲之将书法写在碑上就成了碑学，写在纸上就成了帖学，这种区分是后人强加上去的，用自己喜欢什么风格来判定碑好还是帖好，这是个误区。从研究角度讲，学者书法、画家书法都是研究的课题，此外还有地区性的不同，北京的与江苏的不同，江苏的与浙江的也不同，像江苏出了一个林散之，影响了这一片地区，各个地区都有单纯学碑或学帖的，也有碑帖结合的，无法论其好坏，所以应当打破原来碑帖相争的观点。至于书家、书匠、大师的问题，最终还是修养问题，学书法的能成为书家的不足十分之一，能成为大师的就更加少了。在提高全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加强修养很重要。书法是纯粹的中国传统文化，写到今天要有对时代的感悟，而不仅仅是限于某一种流派。现代人写的书法就是现代书法；是传统书法的延续，没有传统作为参照就难以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