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7年张夕庵创作的《京口三山图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不仅代表了画家个人的创作水准，也是“京江画派”关于“实景山水”创作中的经典之作。据画卷的上款“云汀大人”可知其受画人即为时任江苏巡抚的陶澍(1779-1839)。 作为嘉道名臣，陶澍在江南的彪炳事功当首推漕粮海运的试行与两淮盐政的改革，对此魏源(1754-1857)有如下的评价：“今日东南民计、国计莫困于漕盐，公所排决疏导可垂久大者，亦莫如海运与票盐。后有来者，欲大苏东南之困，为国家筹百世利，非赓其绪而恢之不可也。”（注：李恒辑，《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201。）诚然，陶澍的改革思想于嘉庆朝就任京职时即已彰显，并因嘉庆帝心腹蒋攸銛的举荐而成为皇帝倚重的对象。在此期间陶澍、蒋攸銛还共同主持“宣南诗社”，而与他们同声应和的是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一批力主变革的文人。（注：参见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第3章，p.123-127。） 面对嘉道年间因清王朝的衰落而引发的现实问题，与阮元希望借助读经来振兴道德和文化的社会改革构想不同，陶澍显然更能切中时弊——注重对官僚行政制度本身的振新除弊，而其中的差异客观地反映着晚清思想领域中日渐激烈的对“汉学”的批判姿态。魏源、方东树在自己的著作中不约而同地试图纠正“汉学”琐碎的考证之风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意识之退化趋向，1841年魏源的《古微堂内外集》谈到了他对中国精英阶层的“担忧”：“自乾隆中叶后，海内士夫兴汉学，而大江南北大盛。……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由此这些批评者普遍认为汉学已经没落，转而强调对现实问题关注并表达出一种强烈的救世愿望，于是以解决有关国计民生重大时务为治学宗旨的经世之学得以重振，并逐渐取代了斤斤于文献考证的汉学而成为了新时趋。 在江南，与之互动的是常州今文经学家的崛起与各种批判时政的思潮蔓延。詹姆斯·鲍拉切克(James Polachek)的研究指出，嘉道年间魏源等人正是以今文经学为武器，借微言大意之旨而壮通经致用之气；与此同时，这些立基江南的文人除了致力于学术圈的交流之外，常常又是官僚和政府关系网络中的活跃因子，他们通过因公往来所形成的关系网而南北呼应、联合行动。（注：鲍拉切克，《19世纪中国的文人社团与政治社团》。（美国加州大学，1977年））如出生苏州望族的潘曾沂、潘曾莹在京时即为“宣南诗社”的参与者，而在退隐故里之后也成为了地方之倡议革新的积极分子。（注：1.冯桂芳，“功甫先生墓志铭”称潘曾沂“尤绻绻于东南赋重财竭，农田水利之不讲，民生之日蹙，思有以挽回而补救之，几于举笔不望，盖先生学问经济之大成者，实在于此。”（《碑传集补》卷11）2.潘曾沂曾仿古制而在苏州试行“区田之法”（即轮耕制），受到陶澍的称赞，认为这是可尽地利且简便可行的改革法。）基于这层关系，当陶澍任苏抚时自然与苏州潘家过从甚密，并倚重这些地域性主流人物的影响力来推动由其主持的江南地区改革之进程。
思想领域的新风尚无疑诱发了改革者们在艺术趣味、艺术价值判断以及需求诸方面的变迁。与陶澍有关的艺术创作，除了有大量的“宦迹图”存世——如1837年由何士祁绘并书的《陶文敏公宦迹图册》——之外，（注：《中国嘉德98'春季拍卖古籍善本图录》，1998年5月。）尤以胜景记游图居多：如张宜遵的《资江垂钓》、《皖江大观》，黄鞠《东南名胜图》等，对此陶澍自谓“纪其游踪所至，择其山水之佳者，绘以为图”。（注：陶澍，《陶文毅公全集》卷34，“鸿雪因缘图记”。）这种俨然成为习惯之胜景记游图的创作，（注：参见梅韵秋“从张崟画风谈19世纪前期吴派传统的复兴”一文对此的描述。）一者可视为道光年间出于经世目的之实证地理研究流风所致，而从陶澍对景致迥异于寻常文人雅士的观看方式——“公精于地理，所至之处，必登高以观其形势，谈山川曲折回环，了如指掌”，（注：刘鸿翱，“陶澍家传”，辑入《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201。）再结合刘鸿翱在《陶澍家传》中所云——“登涂山以望淮，登虞山以望海，登云台山以望淮海形势。所至赋诗纪事，俯仰古今，隐然以一身为江淮保障”而论，这类作品的创作又莫不隐含着陶澍以天下为己任之强烈社会责任感与远大抱负。
由此可见，绘画在陶澍眼中并非仅仅是闲暇赏玩之物什，更深的意义在于它是陶氏关怀人生、关注现实的理想化现。于是意趣索然而千人一面的正统派风格当然无法适应改革者的新口味，而四王后继专以“简远超妙”为宗之笔墨亦不能胜任对山川形势如实之描绘。因此当陶澍在潘曾沂处见到张夕庵为其衍生性赞助人所作的《临顿新居第三图卷》（苏州博物馆藏）时，他自然对张夕庵实景式的描写青眼有加；（注：张夕庵《临顿新居第三图卷》后有陶澍观款。）而其急于与张夕庵结交的心情也在张履所作“张君夕庵传”得到反映：“陶宫保澍抚吴时，阅河京口，约邑中诸耆旧会江上之临东亭，君独不至。宫保爽然作数语去，人莫测其意。君（张夕庵）既卒，宫保见君之子深，谓曰，‘曩日，临东亭恐而翁不可独致，故为是会，而翁胡介介乃尔？！’”可知名盛权重的陶澍对一介隐士的张夕庵倾慕、尊重乃至体贴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