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艺术史研究中最基本、最具实质性意义的问题，即有关作品的作者、时间、地点、风格以及内容之类的问题，都一直是学者们所关注的焦点。然而，由于艺术史本身的人文学科性质，使得大多数研究者不自觉地忽略了艺术作品本身的物理性特征，甚至无视对作品进行仔细的、物理性的观察和研究。这在今天看来，结果是并不能完整回答艺术史的问题。 在西方，对艺术作品的物理性问题作历史的研究起源于19世纪，其表现为对艺术的材料和技法的研究，以及高新科技手法在研究中的采用。 对古希腊雕刻进行详细的材料与技法研究，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其有代表性的早期学者之一便是德国的卡尔·布鲁梅尔（CarlBluemel）。布鲁梅尔以为， 古代雕刻作品使我们能在一个广泛的领域研究不同时期的技法以及作品制作过程的各个步骤，这种研究可以使我们获得对艺术发展与实践的总体理解。他说：“每个时期都有自己观察形式和再现形式的方式，而技术方式总是直接地依赖于当代人们对形式的看法和观点。”（注：Carl Bluemel,Criechische Bildhauerarbeit,Erganzungsheft 11.jahrbuchdes DeutschenArchaologischen Instituts.Berlin:W. de Gruyter,1927.）布鲁梅尔的工作为这一领域的进一步拓展奠定了基础。不久，英国学者斯坦利·卡松（Stanley Casson）在1933年出版了他的巨著《早期希腊雕刻技法》，此为研究希腊石雕像和青铜像技法的重要成果。卡松在这项研究中试图确认并分析“风格对于技术的作用，和技术对于风格的作用；”认为“雕像制作方式给人们提供了洞察创造者心灵的渠道。因为技术方式影响艺术家的风格和世界观， 并可进而改变艺术家的美学意愿”。 （注：Stanley Casson,The Technique of Early Greek Sculpture, Oxford:Oxford Univ.Pr.,1933.）沿着布鲁梅尔和卡松的研究方向，美国学者瑞易斯·卡蓬特（Rhys Carpenter）在他的《希腊雕刻再评判》中得出结论：“雕刻的风格并非是偶然的、似乎艺术家可以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发明出来并使之流传开去的手法主义，其实风格的发展严格地基于进化法则；而进化法则又是依赖于无法改变的人类视觉机制的驱使”；“艺术家手工艺的技术性是一面镜子，它能反映出丰富的艺术风格变化和发展。”（注：Rhys Carpenter,Greek Sculpture,a Critical Review,Chicago:Univ.of Chicago Pr.,1960.） 在对中世纪艺术的研究中， 由于法国艺术史家亨利· 福斯龙 （Henri Focillon）的提倡，基本上偏重于材料和技术。福斯龙的理论来自两方面，一是维也纳学派的艺术学（Kunstwissenschaft）， 一是德国艺术理论家、建筑师歌特富瑞德·塞普尔（Gottfried Semper）的“艺术变化唯物论”。福斯龙在他的主要著作《形式的生命》和《罗马雕刻艺术》中始终坚持，形式是自发地内在发展，它不依赖于如社会力量等的外在力量；发展的重要方面在艺术作品的材料与技术方面。技术不仅是物质的，不仅是工具和手，它还是思考空间问题的心灵。艺术品是物质与心灵相互作用的产物。（注：参见Henri Focillon, Vie des Forms,Paris:Pr.Univ.de France,1934 以及 L'art des Sculpteurs romans,Paris:E.Leroux,1931.） 在西方建筑史的研究中，材料与技术问题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1977年，澳大利亚建筑师约翰·杰姆斯（John J.James）公布了他对法国沙特尔大教堂的研究成果。他的方式便是完全根据该建筑的材料和技术来阐释大教堂的历史。杰姆斯抛弃旧有的学术定论，也不看重大教堂1194年重建以来宝贵的文献资料，而是针对沙特尔教堂的建筑师人数及身份，以及大教堂是从西至东还是从东至西重建等主要问题，作出了具有挑战意义的回答。他十分小心谨慎地、实际地、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分析这座建筑物，并作出十分具体的视觉描述和测量报告。他的主要技术是重现工匠们在设计垫石、承梁，雕刻每一块石头所运用的几何方式，然后对整座建筑物的几何构造方式作比较研究。他将相同或相似的几何形态进行归类，认作其设计出于一人之手，是一个确定的承包人并由承包人的工匠队伍制作。由于没有承包人的记录，所以杰姆斯分别用深红、深蓝、鲜红、橄榄色代表不同的承包人。经过仔细分析，他得出结论：在17次不同的修建工作中，有6 位承包人及其各自的工匠队伍参与设计和施工，而并非由一个主要固定的工匠队伍施工。而且整个中殿、通道和圣咏队席位几乎同时自下而上建起来。尽管杰姆斯所提出的观点受到质疑，但是他的发现却启发了人们注意到大教堂的设计方案、比例系统，及其石刻装饰等关键方面；而这些方面又正是使几代研究者大伤脑筋的问题。（注：John J.James,The Contractors of Charters.I.Dooralong,Australia:Manorla Pub.London:Croom Helm,19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