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问题：新时期思想战线的工作具有新的思路，必须采用科学的方式方法，增强工作效果 我认为，邓小平同志在抓思想战线的工作上，既继承了我党我军在历史上形成的优良传统，又有自己的新思路和新特色。这种新思路和新特色，是否可以表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做好新时期思想战线的工作，既不能搞运动，又必须坚持积极的思想斗争。靠运动来解决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这是我们党在一段时间内的习惯做法。邓小平同志在新时期是坚决反对搞运动的。他之所以不主张搞运动，是深刻吸取了过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他说：“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从来都是不成功的。”（《邓选》二卷296页）不搞运动，是由于思想建设是长期的事，不能靠一时的突击，一下子搞上去。小平同志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长期教育的问题，同四个现代化建设将是并行的。……既然是长期的事，不可能搞运动，只能靠经常性的说服教育，必要时采取一些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邓选》三卷208而）不能搞运动，是由思想战线的工作特点所决定的。解决思想战线的问题靠理不靠力，靠说服不靠压服。小平同志说：“涉及政治领域、思想领域的问题，只要不触犯刑律，就不受刑事惩处，不涉及死刑问题。”（《邓选》三卷153页）他强调：“坚持对思想上不正确的倾向以说服教育为主的方针，不搞任何运动和‘大批判’。”（《邓选》三卷145页）思想战线的工作，必须在稳定的环境中进行，不搞运动，也是为了防止出现动乱，保证我们在开展思想战线工作的时候，其它“一切工作照常运转”。（《邓选》三卷235页）小平同志对思想战线的工作一方面强调决不能搞运动，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邓选》二卷345页）。显然，思想战线的工作，作为一个有破有立、破立统一的过程，在开展这项工作的过程中，必然要有所树立，有所弘扬，有所批判，有所否定，有所纠正，有所克服，这就少不了必要的批评和斗争。说服和教育在有时也必须以批评和斗争的方式来进行，通过必要的批评，直至严肃的批判来实现、来完成。粉碎“四人帮”以后，小平同志抓思想战线的工作，首先就是从批判“两个凡是”，破除现代迷信，打碎“左”的精神枷锁开始的。在后来反对自由化的斗争中，以及纠正其它错误倾向的过程中，他都是坚持原则，寸步不让，旗帜鲜明，敢批敢抓。他说：“科学社会主义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邓选》二卷165页）“我们讲实事求是，讲新的发展时期，讲新的历史条件，就要讲破和立。破，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就是要深入揭批‘四人帮’，要联系揭批林彪，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立，就是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邓选》二卷116-117页）他总是努力纠正那种不敢开展批评的软弱涣散倾向。他多次指出，思想战线上“是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而一批评有人就说是打棍子”。（《邓选》二卷344页）他多次强调，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错误思想，必须“进行有力的斗争”（《邓选》二卷323页）。进入新时期以来，小平同志带领我们进行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等，都是既坚持不搞运动，又不丢掉批判武器的光辉范例。 二是做好新时期思想战线的工作，既要靠思想教育，又要靠纪律法制。重视思想教育、重视政治工作，是我党我军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好传统，这一点今后也应该长期坚持下去。但是我们过去有一个很大的不足，就是不善于运用法律和制度这个武器来解决和处理问题，来增强思想工作的力度。小平同志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邓选》二卷292页）“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邓选》二卷293页）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革命政党，要重视建立和利用自己在法律上的优势，要把革命的原则和人民的利益，通过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和肯定下来，运用法制手段，捍卫和保持自己的思想政治领导，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把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力量和社会主义法制的约束力量密切结合，相互促进，我们在思想战线的工作就会更加坚强有力。法制具有稳定性、规范性、权威性、公正性和统一性等优点和特点，运用法律手段解决思想战线的问题，坚持以法律为依据，在法律范围内解决和处理问题，能够有效地防止主观随意性，防止扩大化，保证实际工作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小平同志积极倡导运用法律和制度的力量来推进思想战线的工作。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靠经常性的说服教育，必要时采取一些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邓选》三卷208页）他主张，“要继续批判和反对封建主义在党内外思想政治方面的种种残余影响，并继续制定和完善各种符合于社会主义原则的制度和法律来清除这些影响。”（《邓选》二卷328页）关于反对腐败和廉政建设，他提出，“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邓选》三卷379页）我们要同各种破坏安定团结的因素进行有效的斗争，小平同志要求我们在进行这种斗争的时候，一定“要遵循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一定要在法律范围内进行”。（《邓选》二卷330页）小平同志十分重视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他说：“我们国家缺少执法和守法的传统，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开始抓法制，没有法制不行。……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社会上也要进行这个教育。”（《邓选》三卷163页） 三是做好新时期思想战线的工作，既要靠以理服人，更要靠“发展”服人。思想战线的工作，是宣传真理的工作，是说服人、教育人的工作，是确立理想、坚定信念的工作，是凝聚人心、激励斗志的工作。思想战线的工作要想有战斗力，有吸引力，有凝聚力，就必须要有很强的说服力。这种说服力从哪里来？当然要从理论的真理性中来。但是，从根本上说服人，最终还要靠实践、靠发展。正像邓小平同志一再告诫的那样：“发展才是硬道理。”（《邓选》三卷377页）小平同志在谈到同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进行斗争的时候明确指出，这“既是斗争的过程，也是说服教育的过程，但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如果我们本世纪内达到了小康水平，那就可以使他们清醒一点；到下世纪中叶我们建成中等发达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时，就会大进一步地说服他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才会真正认识到自己错了”。（《邓选》三卷204页）对于那些怀疑改革的人，小平说：“处理的办法也一样，就是拿事实来说话，让改革的实际进展去说服他们。”（《邓选》三卷156页）思想混乱的症结，往往不在于思想，而在实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为何在中国大地上，一些人出现了所谓的信仰危机，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发展上去。小平同志说：“中国社会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邓选》三卷237页）由于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实践中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一些人左比右比，总感到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不如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快。可见，你的经济上不去，你的生产力水平低，他对你的生产关系、对你的思想理论、对你的政治制度、对你的上层建筑就有怀疑，一些错误的思想和主张就有市场。显然，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既需要打好思想理论仗，在理论上说服他们，又需要打好经济发展仗，在实践中说服他们，用发展的成就说服他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主义之间的斗争，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思想论争”，就是打思想理论仗；第二种是“军事抗争”，就是在战场上见高低；第三种是“经济竞争”，就是看谁的经济建设搞得好，看谁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发展速度快。如果说，在夺取政权的时候，在革命胜利初期保卫政权的时候，“思想论争”和“军事抗争”是主要的斗争形式，那么在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之后，在将来更长的时间内，双方斗争的主要形式和主要战场，以及最终评判优劣、决定胜负的主要因素，就是经济建设。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那就是，要以经济成败决胜负，以发展速度论英雄。小平同志认为，经济发展速度问题，“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邓选》三卷354-355页）小平同志之所以强调思想战线的工作无论如何不能偏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强调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强调必须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其道理也就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