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961（2000）03 —0052—09 深圳经济特区，是中国实现经济现代化和试图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架设桥梁的伟大实践中的一个关键事物。本文主要侧重对其近期情况进行分析，以明确深圳经济特区作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乃至后来全面的社会变革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实现了既定的目标，深圳经济特区的改革和实践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东南部地区，乃至最终影响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前进和发展。我们做以下这些分析是因为深信，研究深圳特区这样一个看来十分特殊的事物，将会使我们看清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有助于我们的研究工作能做出更令人满意的理论成果。 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自1959年以来，中国公民只能生活在被指定的地方，这个地方与每个人的住房、食品、保健、教育、社会福利及就业都息息相关。这样，地方政府就可以使用行政手段实现人口控制，一般不批准要把农村户口改变为城市户口的请求，从而阻止了农村人口为了找工作向城市流动，这种令人沮丧的现象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显而易见。另一方面，人口流动的数量却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干部们在城市间的调动十分频繁，城市青年和知识分子大批下放。中国的城市居民每人都有一个工作单位，这是取得城市户口的重要条件，因此，对于城市工人而言，他的工作与他的居住资格都是一生不可变动的。人们的升迁和降职往往是在本单位内部或是在单位之间进行，绝大多数人的工作很少有变动，对中国工人来讲这是终身就业的“铁饭碗”。80年代初深圳特区对外开放的时候，中国的人口就业形势就是这样。 深圳特区被授权进行的改革试验内容之一就是实行新的劳动制度。当时人们都承认中国的工厂、机关和农村普遍存在人浮于事的超编现象，但为每个人安排一个工作则是作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之处受到人们赞颂。这一点在东欧国家也是如此。令人遗憾的是，为了做到这一点所采用的方法却极大地浪费了个人的才能，降低了企业的效率，使国家经济整体水平在国际范围内缺乏竞争力。不久，对于这种方式是实际上鼓励人们去吃空社会主义，妨碍有效的管理，以及破坏人们的道德准则所产生的危害，在中国得到了普遍的认同。为了满足外资企业经理们的要求，深圳特区实行了“劳动合同制”，就是在雇主和雇员之间签订有期限的合同。从此，工人失去了永久工作的保障。“铁饭碗”不仅是在深圳，也在整个中国从两个方面被打破了。1982年，政府颁布法律实行劳动合同制，尽管人们怀疑是否真的在全国范围实行了这项法令，但劳动合同和来自农村的临时工毕竟比以前有规范了。来自农村的临时工到目前为止已大约有1000万人之多。1988年北京市政府进行一次调查，粗略统计签订的劳动合同大约有78.3万份，相当于1982年的4倍。 其中大多数是妇女，从事制服、缝纫、保姆、建筑、清洁工，她们宁愿单干而不愿被集中起来。《中国日报》（1987年3月5日）的一篇不寻常的批评文章《城市生活让合同工们激动》，报道了旅游业吸引了大量杭州青年，仅1986年一年之中就有12万纺丝工人（杭州产业工人的36%）是农村来的合同工，城里三分之二的建筑工程是由农民合同工完成的。这些人中一部分可能是城里半定居者，但大部分人还是临时工，到城里挣够了钱，就回家过一个舒适的冬天。这些人可以被称为“城市临时居民”，如果对这些人处置妥当，既减轻了农村的就业压力，又满足了城市的需要，最终他们还能给农村带回去资金和技术。 深圳当时需要大量的人力，相当大的一部分新工人和干部必须从外地招聘。80年代初期，在深圳办定居户口相对较容易。建筑工人发疯一般地抢盖基础设施，以满足峰拥而来的香港投资活动的需要。这些人宁愿去盖楼房也不愿意去当兵。除了这些人之外，大多数早期去深圳的人，只要愿意就都能留下来。政工干部、行政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至今仍希望能成为持深圳户口的定居者，在那里可以得到较高的工资，较好的住房和社会保险，以及去香港的机会。但大多数装配厂的工人，出力气从事服务工作的人，甚至合资企业的中方从内地借调来的技术员，一般都只能签3—5年的劳动合同（有时可续签），外加一些社会保险。他们都被视为外来人，到深圳来是因为那里需要劳力，谈不上稳定，也谈不上要求就业和福利保障的权力。无论是稍长些的合同工，还是被称为外来打工仔的短期工，都是临时的。 城市化的临时措施降低了工业化的结构成本，节省了长期职工在城市居住生活的消耗，也把国家应该为正式职工承担的住房福利费用转嫁给了雇主或当地的领导，这一点正是80年代中国政府在做规划时想努力做到的，既要避免城市里挤满了来自农村的无业人员，又要设法给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的机会。但采取这种做法所产生的问题已经暴露出来，现在越来越难以让那些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的农民工返回农村，放宽了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管理使得他们比以前更容易在不那么规范化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中生存下来，尤其是在中国的南方。 这种雇佣工人的模式，无论是对有技术的熟练工，还是对无技能的农民临时工，都一视同仁，大多是在外资企业里实行，或是根据外商要求实行的。深圳特区和其他许多特区——14个开放的城市加海南岛——的目的，始终是为了促进出口贸易以换取外汇，也是为了提高中国的加工工业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力。这一点不仅是在深圳，而是在中国任何一个重点投资地区（差不多是在整个东部地区）都是一样的做法，就是从农村招进外来临时工以满足出口加工的需要。这种做法绝不是仅在外资企业中进行，尽管事实上是由他们先开始的。深圳特区发展到这种程度，反映了中央对“引进外资和技术实现出口型工业化”战略深信不疑。中国人开始相信最可靠的发展道路是用加工产品打入国际市场，而要做到这一点，最可靠的办法是寻找一个外资合作伙伴，引进他们的资金、技术，商业和管理经验。 正如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急于挤进世界经济一样，中国发展“有外资和技术的出口外向型企业”在政治上的象征性意义远比经济上的实际利益大得多。中国人对于出口加工产品所能赚到的差价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并没有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对于利用这类产品，尤其是高科技产品，打入国际市场的重要意义却不可低估。正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深圳特区和其他开放城市愿意拿出自己的优势（廉价劳动力和部分国内外市场）做交易来换取工业发达国家所能提供的东西（管理技巧和较为便宜的先进技术）。当然，中国采取这种战略的后果不仅是经济方面的，也是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