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05—0056—04 17世纪中叶以后，自西方开始，人类社会浩浩荡荡迈向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每一个国家和民族，或早或迟，或快或慢，或自觉或不自觉都将汇入这股洪流。马克思看到了这股洪流，并预言人类历史将成为“世界历史”；邓小平同样看到了这股洪流，他要通过建立经济特区探索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 江泽民总书记最近视察广东深圳等地时提出，有必要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开展“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教育活动。这是对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人民提出的新要求。对深圳等经济特区来说，致富思源，就是要求我们历史地看问题，把个人、家庭和地区的发展同中国共产党人苦苦探索现代化之路的历程联系起来，进一步增强对社会主义，对邓小平理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认同感；富而思进，就是要求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当下我们的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增强继续为中国的现代化探路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如果说，致富思源主要是要解决思想认识、理想信念和情感认同问题的话，那么，富而思进则是要求我们深入思考，如何选择继续前进的路径。 富而思进，继续为中国的现代化探路，从思想方法上说，需要我们解决好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调整思维坐标。中国的经济特区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背景下建立和起步的。在邓小平的思考中，建立经济特区是旨在冲破旧体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加快社会发展的一个试验。多年来，我们习惯于以内地为坐标，将特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情况与内地一些城市相比较，显得我们的总量较大，质量较高，速度较快，效益较好。而一旦我们以发达国家的城市发展为坐标，我们在不少方面便显得还有较大差距。以深圳为例，1999年全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436亿元，人均4200美元，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而作为城市国家的新加坡面积不足深圳的1／3，人口不足400万，但它1997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就已达到1049 亿美元， 人均32000美元。（注：IMD《国际竞争力报告1997》。）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不久前在深圳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就曾指出，深圳的现代化建设定位要跳出广东，跳出全国，瞄向国际水平。这一意见是颇有见地的。这种思维坐标的调整是经济特区富而思进，加快发展的重要前提。 二是引入辩证方法。辩证思维方法是一种整体性的思维方法，要求认识事物分析问题做到观察的全面性，注意事物矛盾对立着的不同方面。因此，考察我省经济特区的现代化建设既要看到发展的成绩，又要看到所存在的不足。一方面要看到经过20年的建设，我省特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总体上已经走在全国的前列，有的经济特区的发展已接近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水平（如用美国社会学家阿·英克尔斯关于现代化国家的10条标准来衡量，深圳除适龄青年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比例偏低外，其余都已达到或超过标准）；但另一方面又要认识到我们不同领域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些方面距离现代化的目标是有较大差距的。就深圳来看，如比照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指标体系不难发现，该市目前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经济效率则显得偏低；高新技术产品占工业总产品的比重较大（1999年达40.5%），但科技进步的效能不高；经济的外向度高，但外向自主能力偏低；经济发展的速度很快，但科教文化发展显得滞后；城市化水平较高，但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还较为突出。（注：参见《跨世纪发展的历史使命——深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示范市研究》附件三： “深圳现代化发展水平分析”，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版。）因此，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今天的“富裕”才是刚刚起步，已有的成就只是前进的基础。发展经济学认为，现代化是在经济变革基础上发生的包括社会变革、政治变革、文化变革以及人的成长等一系列内容的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变迁。就此而言，我省经济特区要走的路还十分漫长。 三是校准思考方向。思考的方向决定着发展的路向。从方向的角度看，经济特区的发展有三个层面的问题。第一是政治层面的问题。即我们所要走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因此既要大胆吸收一切优秀的人类文明成果，又要牢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一点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第二是战略层面的问题。经济特区有责任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模式选择，这就需要我们思考：作为经济特区应该并可能在哪些方面为全国提供示范和经验？党的十五大曾在这个层面要求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在体制创新、产业升级和对外开放方面发挥对全国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这里体制创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诚然，特区的发展离不开全国人民的支援，也离不开香港、澳门等地区的经济背景因素，但特区发展的内在动力则主要是改革即体制的创新。第三是策略层面的问题。在这一层面，需要各部门各单位的干部群众在认真学习领会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过程中，充分分析经济全球化、中国加入WTO以及开发大西北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按照中央、 省委的要求和各市市委作出的战略部署，结合本部门本单位的工作实际，作出具体的“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的行为选择。 富而思进，继续为中国的现代化探路，需要我们侧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具体的战略思考。 一是体制的现代化问题。体制既是一个社会的制度性因素，又是一个社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它是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关键性因素。制度经济学认为，只有当制度变迁诱发成本降低，提高生产要素的效率，经济增长才可能发生并得以持续。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我省经济特区已开始了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转轨，有的特区如深圳已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并由此引起了其他领域的一系列变革，正是这些变革才带来了特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应该说目前的新体制还很不完善，经济发展的动力体系和协调机制还远未成熟，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实现制度的创新。这种制度的创新既包括经济体制的创新，也包括政治和文化体制的变革。体制的现代化有必要既注意到与国际惯例接轨，又注意到中国的国情和社会主义制度因素。就经济体制而言，当前有必要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加大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整和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的力度，完善国有资产运营和监管体系，构造科学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继续培育要素市场，完善市场体系；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强化投资风险约束机制；整顿社会中介组织，进一步规范经济秩序；深化医疗卫生和保险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