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特区的今天与明天

——访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IDS)高级研究员郝秋笛博士

作 者:

作者简介:
薛晓源 本刊记者

原文出处: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F14
分类名称:特区经济与港澳台经济
复印期号:2000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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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听说您写了一本书《中国的经济特区》,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郝秋笛(Jude Howell)博士(以下简称为郝):这本书是在80年代末写的,现在看来有点过时。当时西方学者对中国经济特区的崛起非常感兴趣,我也是抱着浓厚的兴趣来研究这个问题的。我们关注的是中国经济特区的政策的选择和制定,进一步来说就是关注中国经济特区的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拓展,中央政府给经济特区哪些优惠政策,这些优惠政策是如何促进深圳、厦门、珠海、汕头等经济特区的发展的。总之,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宏观经济的问题,但是微观经济问题也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譬如:合资企业和独资企业,雇主与雇员,当地人与外地人,打工妹与性别骚扰等等问题。

      记者:从总体而言,中国经济特区20年的发展,您认为有哪些特色?

      郝:首先,中国经济特区比较特殊,比较综合。因为中国的经济特区并不局限在经济层面上,中央政府给予特区的优惠政策不只是局限在经济方面,还包括宏观政策的制订和引导上。中国经济特区所接触的问题也比较复杂,譬如中国经济特区与其他地区的关系,外国企业与当地企业的关系。80年代中国经济特区的主要问题是技术转移,这个特点在深圳、厦门表现得比较明显,当时中国政府需要的是一种投资方式,而国外的投资者则需要多种投资方式,中国政府需要的是一种技术含量高的投资,而外企的投资多为小规模、附加值比较低的投资,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之路都是这样的。中国政府特别是特区政府比较有效地处理了这个矛盾。其次,中国政府特别是特区政府比较成功地把握了所有制问题。中国政府比较了解所有制的性质和情况,在合资企业里严格控制投资比例,外资一般都限定在50%以下,不让外企控股。结果是合资企业少了,而独资企业多了。以90年代为界限,80年代是合资企业比较多,90年代是独资企业比较多。这里原因很多,也比较复杂。这里有制度的原因,这是我要讲的第三点。怎样调整制度,使它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这对特区政府是一个挑战:一方面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又要大力吸引外国资本,如何处理这个矛盾,这需要一种大的智慧和魄力。还有许多棘手的问题,特区政府处理的也不错。如雇主与雇员的关系,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热门话题;还有区域特权问题,也就是说当地人与外来打工者的关系,他们的利益与合法权利如何维护等等,问题接蹲而至,中国的经济特区正是在解决这一系列问题上逐渐腾飞起来的。

      记者:中国经济特区对中国的改革有什么意义?

      郝:中国经济特区对中国的整个改革意义重大。第一是经济意义重大,我们可以拿俄罗斯进行比较,中国把经济特区当作改革的实验区,积累经验,一步一步由沿海到内地再到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辐射,其渐进性、辐射性、分层性和示范性都非常明显;而俄罗斯则推倒过去的一切,按西方人的药方亦步亦趋,结果经济出现了大的问题,至今很难走出困境。中国的经济特区的发展则按照邓小平先生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论,小心谨慎,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可以说既积极又安全。第二个是政治意义。其一,中国经济特区是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是中国改革的形象。其二,中国经济特区的设立占有区位优势,如深圳靠近香港,珠海与澳门临近,厦门则与台湾隔海相望,有很强的辐射性,政治意义非常重大,对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起了很大的作用。

      记者:西方学者对中国经济特区有什么看法,主要关注什么问题?

      郝:80年代西方有许多学者对中国经济特区(如深圳、珠海、厦门等)感兴趣,写了不少文章和专著。他们关注的地域主要是沿海地区,最主要的是珠江三角洲。关注的焦点问题主要还是经济问题,如劳资双方的关系,外地人与本地人的关系,香港与深圳的经济关系,海外华人投资与经济特区的关系,民工与打工妹等等。90年代初,西方学者的研究兴趣与焦点发生转移,他们把兴趣和目光转到上海,上海浦东经济特区崛起,一跃成为经济发展的龙头,上海成为研究的重点。不过,也有人进行横向比较研究,如上海浦东与深圳、厦门等经济特区投资主体、投资方式的比较研究,上海浦东吸引的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的投资,而深圳、厦门吸引的是以海外华人为主的投资。

      记者:您最近去过深圳经济特区吗?和80年代相比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有什么新的特点?

      郝:我在80年代去过深圳,当时印象非常好。深圳发展真是很快,到处是高楼林立,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我当时非常关注深圳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以及这些优惠政策所带来的竞争优势和区位优势。两年前,我又去了深圳,深圳比80年代发展得更快了,和西方现代化的都市没有什么两样。我现在关心的问题是经济特区在优惠政策逐渐失去之后,如何保持经济发展的领先势头,继续成为经济发展的领头雁。

      记者:21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人类将进入下一个千年,明年又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20周年,您认为走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特区应该着重关注哪些问题?

      郝:我认为还是应该关注经济问题。经济问题的核心就是要制订一个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因为中国的经济特区面临来自国内与国外的压力与挑战。国内的压力与挑战就是上海的崛起,上海发展得非常快,上海的区域优势和一个多世纪在东西方的深远影响,对外资的吸引力比较强;国外的压力与挑战就是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当然挑战与机遇并存。我也注意到了中国的经济特区正在积极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譬如深圳经济特区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作为自己的发展战略,并于今年召开“高新技术交易会”,听说反响不错。明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20周年,我在此表示祝贺,祝深圳经济特区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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