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2月20日，在外漂泊了近四个半世纪的游子——澳门将要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中国人民将豪迈地告别取得巨大成就的20世纪，开始充满挑战和希望的又一个历史纪元。 新世纪开始之际，澳门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将发生深刻变化，会面对更加错综复杂的局面。在政治上，“一国两制”和“澳人治澳”的实施会给澳门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极大地焕发出人们振兴澳门经济的热情和积极性；但在经济上则不容乐观，新世纪初始的国际环境和内部环境并不理想。经过亚洲金融风暴冲击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亚洲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仍处于调整之中，特别是对澳门经济有巨大影响力的香港尚未走出经济衰退的谷底。此时澳门经济要摆脱困境，重新振兴有相当难度。因此，困难很大，希望犹在，挑战和机遇并存，将是21世纪初澳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 一、社会政治形势 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这一空前绝后的历史性转折，对于澳门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极其深远而重大的意义。 1.回归在政治上为澳门发展创造了难得的机遇 首先，按照“一国两制”方针建立澳门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法律基本不变，有利于维护澳门社会的长期稳定和繁荣，是对澳门社会与经济发展最有利的历史条件。 其次，澳门回归后，实行“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澳门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可以单独发行货币，独立制定经贸及财政税收政策，中央政府对特区自治范围内的事务不进行任何干预，也不派人到澳门参与澳门的内部管理。这种高度自治的模式，既有利于确保澳门社会的长治久安、繁荣发展，也有利于最大限度地调动全体澳门居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当家作主的精神。 再次，基本法对回归后澳门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提供了最广泛、最有效的保障，它不仅规定了澳门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可以依法参与国家事务，享有法律赋予的各项基本权利，而且还保护了包括葡萄牙后裔居民在内的不同国藉居民的利益，尊重他们的习俗和文化传统，因而极有利于增强澳门全体居民的信心和凝聚力，充分发挥其在“澳人治澳”中的作用。 最后，基本法将是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最权威最可靠的法律保障，也是未来澳门法治的基础和最高准则。在基本法的框架下，澳门将形成完整独立的法律制度与司法体系，建设公正有序的法治环境。 总之，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建立和“一国两制”的实行，将对澳门社会、经济、政制、法治等领域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极大地焕发出澳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为澳门未来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法律保障。从目前情况来看，澳门的顺利回归和平稳过渡在社会政治方面拥有许多有利条件： （1）“九七”香港的顺利回归及“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 比如平稳过渡和政权顺利交接、行政长官依法施政、特区政府正常运作、中央政府对特区的高度信任和支持等等，为澳门提供了范例和许多可供借鉴的经验，将十分有助于即将成立的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据基本法治理澳门、建设澳门和规划澳门的未来。 （2）“一国两制”为澳人治澳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舞台。 长期以来，澳葡政府对澳门的管治多是短期心态，澳门一直没有长远的明确的发展方向，也没有健全的适合现代澳门发展的法律环境。回归后，澳门特区政府可以根据澳门自身情况来长远规划和考虑澳门的发展问题，改革澳门政治体制中落后的和不适宜的部分。 （3）人心思变、民心思归是澳门社会的现实心态。 自过渡期以来，澳门人参与意识日益浓厚，越来越多的澳门人不仅积极参与有关平稳过渡和政权交接的事务，而且纷纷献计献策，对澳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提出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方案，为“澳人治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随着澳门回归的日益临近， 内地各部门和省市对澳门的认识和了解不断得到深化，利用澳门、服务澳门和支持澳门的热潮和共识已初步形成，有利于推动澳门与内地经济互补合作的进一步拓展和提升。 （5）回归后澳门与香港同为特别行政区， 便于在同一个中央政府之下更好地协调港澳地区间的经济合作与发展，有利于结合内地和港澳的优势，促进整个区域经济的和谐发展。 2.新老“三大问题”仍是制约未来澳门发展的主要因素 回归后的澳门社会能否获得较好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过渡期澳门“三大问题”的顺利解决。然而在过渡期，葡方由于种种理由，在公务员本地化、中文官方地位和法律本地化这三个方面并没有按规定的时间进程进行，进展一直不甚理想。直到去年，在中方和澳门社会的不断呼吁和压力下，上述三大问题的进程才开始有所加快，但其效果则因此受到较大的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回归后澳门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所以，21世纪初期的澳门，仍须消化上述“三大问题”带来的后遗症，并花大力气去努力弥补和化解由此产生的消极影响。 （1）在澳门公务员本地化过程中， 由于整个进程集中在回归前夕突击完成，难免出现只求数量不求质量的现象。不少澳门人担心，部分高级官员可能因缺乏相关工作经验而难以胜任其职位，政府人才断层现象无疑会影响到特区政府的管治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