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没一技之长的辍学生如何在竞争激烈的社会谋生？穿着清凉的“槟榔西施”，抹着大花脸的“八家将”，都成为底层经济的边缘劳工…… 一群未成年少女，在桃园少女保护中心的牧师、社工的陪同下，到充满宗教气息的校园参加运动。 这场难得的“外放”像是学校体育课的再现，只是这群少女的生命轨迹早已远离学校生活。 这群既天真又世故的少女，年龄最小的不过12岁，因为从事性交易被警方抓到，而暂时安置在保护中心。 根据台湾内政部门统计，1996年有377 人依“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条例”被救出；到1998年增长近3倍，人数超过1000人。 受托主持少女保护中心的迦南教会发现，中心的少女中，1／4的人刚开始是“槟榔西施”，后来受到高薪诱惑，透过槟榔摊接触到“传播社”、“企业社”，成为色情产业的一员。 尴尬的边缘少年 曾经，未成年的少男少女是台湾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劳动力。从乡村到都市，加工出口区生产线上，有的是无数建教合作班的年轻劳动力。 随着台湾经济的发展，社会价值的更迭，摆荡于学校与社会间的边缘少年，既没有学历，也没技术，再也没有任何一群人比这群孩子在就业市场的处境更“尴尬”。 近年来，他们在成人世界找到赚钱、安身立命的生存方式，成为边缘或地下产业源源不绝的劳动后备军。 少女成为“槟榔西施”、泡沫红茶中的“钢管女郎”，在酒吧陪客人聊天。桃园少女保护中心的牧师庄德璋感叹：“以前雏妓被卖是被迫的，现在以利诱，变成少女是志愿的。” 少男则在黑帮、电玩等娱乐行业，乃至民间信仰对“阵头”的需求中，找到经济来源。甚至酷爱飙车的少年，也在成人社会的销售手法中，找到打工机会。 许多人相信，现代小孩吃不了苦，不肯进生产线。更多人感叹家庭与学校教育功能失衡、社会价值扭曲。 世纪末，不管是“跳神将”的少男，还是穿着清凉的“槟榔西施”，台湾底层青少年的就业行为，以青少年亚文化的鲜明特质，与成人世界的经济活动做了“成功”的结合。 槟榔产业的销售尖兵 夜幕低垂，嘉义县境，一处人车频繁的公路交叉口，一家店面斗大，装置着刺眼霓虹灯的槟榔摊，一位穿着鲜艳桃红色、近乎比基尼的“槟榔西施”，手眼明快地服务于往来的客人。 这个24小营业的槟榔摊，靠一盒盒的槟榔、香烟和饮料，上个月的业绩是70万元。 问她穿着这身老板帮她们修改的清凉“工作服”，会不会觉得“怪怪的”，年轻的“槟榔西施”说：“刚开始也有点紧张，我们老板说，做事不能尽如人意，但求心安理得。” 根据中兴大学农产运销系教授黄万传推估，台湾槟榔的消费人口在300到350万人之间，等于台湾平均每6至7人就有1人嚼槟榔。 尽管公卫与医疗界不断发出吃槟榔有碍健康的警讯，但黄万传仍认为，槟榔产业会愈来愈蓬勃。 近年，为进一步刺激槟榔消费，“槟榔西施”站上最前线，成为支撑台湾庞大的槟榔产业与消费文化的主角。 民间信仰有需求 市场供需使“槟榔西施”犹如其他边缘产业，吸纳了边缘青少年。 边缘少年与民间信仰中的“八家将”之类的“阵头”机遇，也是这些边缘产业与青少年“出路”的紧密结合。 同样地，这样的结合也建立在台湾民间信仰对“阵头”的惊人需求。 台湾民间信仰蓬勃，对“阵头”的需求也惊人。庙宇举办庙会或进香活动，为了热闹、吸引信徒，需要“阵头”。 在需求变大的情况下，“阵头”逐渐由志愿性酬神的性质，发展出愈来愈多“职业性”的“阵头”。由于出阵时间不固定、收入不固定，正常上班上课的人很难配合，于是，平日游离在社会与校园间的青少年，逐渐成为最佳的“阵头”成员。 不是“跳八家将”孩子都有问题，也不是所有“家将团”都有黑道色彩，但确实有不少“家将团”带着边缘少年走上偏锋。只要有“行头”，出阵几乎是无本生意，一些成年人就靠这样的暴利吸收青少年。 终止恶性循环 当边缘少年选择在社会与校园间游荡，或干脆拒绝学校，谁来面对这些底层少年新的经济需求与就业问题？特别是中辍生。 许多人认为，中辍生的问题持续恶化，而不得改善。不只中辍生的数量遭质疑，如何给中辍生适当的教育也是问题。 为解决中辍生问题，台湾教育部门提出中途学校的计划。对此文化工作者廖嘉展批评道：“制式教育没摆脱考试价值，没有开启孩子各种可能性，再盖一万所中途学校，也不能解决问题。” 眼前的问题是，成人主导的边缘或地下产业，正等着承接中辍生这些劳动力。这些产业与边缘少年结合后，接下去衍生的社会问题该是谁的责任？ （原载台湾《天下杂志》1999年10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