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人类”于20世纪70年代在日本出现，很快在台湾、香港被引用。中国出现“新人类”一词是在90年代初，近几年媒体上使用频率日见增多。广东省青年刊物《黄金时代》在去年第5 期发表了《新人类宣言》，并从第6期起在封面大字标明该刊为“新人类先锋期刊”， 每期都有多篇关于“新人类”的文字。以该刊上述文字为基础、由邱华栋等编著而成的《酷的一代》一书在去年8月出版，加上其他报刊的文字， 我们可以了解到关于中国“新人类”论述的一些梗概。中国虽然尚不具备“新人类”出生的普遍土壤，但在发展较快的都市里，“新人类”已开始诞生。“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学步，在商品社会的浪潮中长大，没有太多的传统文化的记忆，没有刻骨铭心的政治、历史的负累，我们在转型中造型……自费上学，自主择业，自我设计，自我调整，自由发挥”（见“新人类”宣言）。 中国出现了“新人类”，这样一个具有时代气息的文化现象，理所当然要引起社会科学与青年研究的高度重视。 二 “新人类”起源于日本。在探讨中国的“新人类”以前，应该先品尝日本“新人类”的原汁原味。 1979年，美国的沃格尔教授《日本名列第一》一书问世。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及其成功经验成为举世瞩目的对象。日本当时80%以上的国民都认为自己生活富裕，被称为大众的贵族化。足够的富裕是日本产生“新人类”的宏观背景，这已是大家的共识。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产生第一批日本“新人类”的契机，却是1973年石油危机引起的经济短缺。那几年，日本公司大量裁员，既使赖着不走也只能拿到少量的钱。挥汗如雨、日夜加班，到头来却成了毫无用处、难以处理的垃圾。工蜂式辛苦一辈子的代价原来如此。父子之间的沉重对话，促进了青年价值观的变化。他们希望更加珍惜自己、珍惜现在。“自我”一词由于这种反思而在青年中成了流行语，日本“新人类”的行为表现萌芽了。 20世纪60年代末的大学风潮也是日本“新人类”出现的原因。那次激进的结果毫无所获，日本的社会与政治依然故我。当风潮停止，校园平静下来以后，青年们转而热衷于体育、旅游，开始厌恶政治、脱离政治，开始了向“自我”的转变。但是就整体而言，青年们仍然热心义务活动，重人情，讲孝顺。几十年从事日本国民调查的统计数理研究所所长林知已夫在《第四日本人的国民性》一书中用“脱传统——现代”一词来形容这批青年既非传统型又非现代型。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不愿从大学毕业走向社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设法留级。成年人在石油危机中所受的挫折，不仅在行动上，更为青年们在价值观的深刻转化提供了理由。他们仿佛感觉到了成人社会政治、经济领域那些为权势、金钱而互相争斗的丑恶与不公，由此更加不关心社会，因而被社会学界描述为“延缓成为社会人”。青年学者浅田彰所著《逃走论》成为当时的畅销书。浅田彰指出：随着经济从高速发展因某种原因向低速增长转变时，人类也将从以往的偏执型转向分裂型。前者重视财产积累，近代文明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分裂型则不然，只求眼前的享受，追求与他人的差异化，试图逃脱作为财产积累中心的固定家庭的束缚，从“居住文明”向“逃走文明”大转变。浅田彰的这个论述至少表达了青年在人生追求上的重大变化。如果说，70年代中出现的脱离政治、转向自我，只是作为大学风潮的一种反弹，他们当时还承认旧的价值观、旧的体制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化的存在，只不过是站在这个现实存在的对立面采取了消极的态度的话，那么，它的进一步发展，就出现了“感觉派”、“玩乐派”型的青年，那则完全是一种新的行为类型了。这时，不仅是“自我”一词，新出现的“即时满足”也迅速成为在日本青年中流行的新概念。“即时满足”的英文是Consummatory。日本青少年研究所所长千石保先生在1997年出版的《“认真”的崩溃》一书中，对此有很多论述。书中称：“若借用青年人的说法也许可译为‘顺便满足’。跳迪斯科或唱卡拉OK时顺便达到的满足，指的就是这种状态。”又解释说：“不是为实现某一目标去努力，而在行为本身上寻求意义。”他们已不再承认国家富强的目标，也拒绝因此而奋斗的手段，他们追求享受青春的每时每刻。就连一个人应该成名这样的目标也加以拒绝。他们厌恶奋斗，认为它是为成名所付的代价。在中学生中，学习好的人已经不再是班侄中威信最高的人，青年们热衷于那些善于调侃、富于幽默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觉得学习是为了自己“不久能获益”，这样的动机有些不光彩。在上述观念的支持下，表现在工作上，出现了由工作优先向娱乐优先的转变，从主张勤奋向主张娱乐的转变。在人际关系上则进一步淡化，表面为人热情，内心却较冷淡。 从70年代初开始的这种趋势，现在怎样了呢？有的学者发现，“干的时候干好”、“玩的时候玩好”这类信念正在青年中流行；有的学者认为“新人类”更多的是表现为观念变化，而行动上往往较为温和。这表明，旧体制会吸纳青年，并改变青年使他们适应传统的要求。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青年进入社会后，“新人类”的基因仍然存在。日本的劳动制度、教育制度等等都在不断改革，也在努力使之更适合国民个性的发展。现在日本成年人的个性化都在加强。种种事实表明，“新人类”在日本的存在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1997年底，千石保先生为《“认真”的崩溃》一书中文版写的序言中这样写道：中国和美国青年都认为，为了将来，现在必须努力刻苦学习。而日本青年则认为，“现在”比“将来”重要，人不应该考虑“为了……”，而应重视眼前干的“具体事”。“为了……”是把精力花在“手段”上，眼前干的“具体事”就应该是“目的”。由于这种观念，日本青年把“他人”、“社会”、“国家”统统丢在脑后。吉林省长春市出版的《学问》在去年第一期发表的于晓野的文章《今天的日本青少年》也反映，在日本高中生中，希望早日进入成人世界的仅占8.1 %，认为进入也可以，“无所谓”的占37.2%，不想进入成人世界的占44.8%，永远不想长大成人的占9.9%。从80年代开始，每逢星期天， 成千上万的日本青年会从四面八方齐聚东京都原宿的大街上，各自成群结队，音乐、舞蹈、戏剧……各式各样的表演万紫千红，十分投入。这种聚集和表演，每个星期天一直持续到现在，只是服饰、演出内容与形式日趋时髦。这既是青年人的“即时满足”，又是他们转向自我与娱乐的集中而持久的表现。可见这种价值取向至今依然存在。对于这样一个持续了十多年的社会现象，的确值得人们给予深切的关注。 三 由于历史背景和时代特点的关系，不同年代的青年会具有不同的特色，人们根据这些特色对青年一代加以各种不同的形容词，如“思考的一代”、“垮掉的一代”等等，这在世界各国都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是，象日本这样冠之“新人类”的称呼，则是不同寻常的。当时，拿来形容青年的还有“外星人”一词，这也可见当时对青年全方位的变化，人们的惊讶与诧异到了何等的程度。对于日本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这么一代人，在成年社会中，尽管在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工薪阶层中尚且还有人能够理解，但更多的则是遭到社会各界的非议。上面提到的千石保先生的看法就具有一定代表性。他批评有些人认为对“新人类”不必担心是目光短浅的看法。在《“认真”的崩溃》一书中，他写道：“勤劳是一种具有绝对的普遍意义的价值，日本青年的想法所反映的是勤劳理念的崩溃，日本社会目标的丧失，日本人共同的绝对价值的毁灭。”这里已经将问题提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他又写道：“一方面，需要人们工作认真，适应大规模生产，另一方面，也需要人们重视娱乐。解决这两者之间的对立与矛盾，建立一个新日本，是当今日本无法回避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