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形势，面对大众传播媒介日趋发达的新特点，人们的生活方式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人们的价值观念以及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等日益受到影响，在青少年的社会化进程中也遇到了某些新情况，出现了急待解决的新问题 一、社会因素对青少年政治社会化、思想社会化、道德社会化的影响。 宣传舆论上的错误导向和片面性，是造成一些青少年思想混乱、政治信念动摇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些报刊、电台注重宣传资本主义世界科技发达、管理先进、生产率高、工资收入高、物质生活好，而揭露其腐朽性、阴暗面不够，使辨别能力差的青少年误认为资本主义并不那么坏，社会主义并不那么好，产生崇洋媚外思想，影响青少年的民族社会化和政治社会化的实现 近年来，有些文化、艺术、出版部门，以及影视创作和摄制单位追求经济价值而不顾社会效益，影视、舞台充塞了不少拥抱接吻、三角恋爱、婚外恋、床上动作、半裸体和打斗凶杀场面由于文化市场管理不善，黄色报刊、淫秽影视泛滥，影响青少年思想品德社会化的形成。此外，社会不正之风和丑恶、消极现象影响青少年崇高生活目标的树立和正确社会规范的形成 社会现实与学校宣传教育反差太大，使青少年学生感到茫然、困惑。例如，教师向学生进行艰苦奋斗的教育，而学生目睹的却是“当官”的挥霍公款大吃大喝。又如，教师教育学生要真诚待人，努力建立起平等互助的人际关系，但学生在社会上看到的是“金钱”、“权力”关系，看到的是诈骗、盗窃、抢夺与“官倒” 近年来，在用人方面，出现了片面强调文凭的倾向，而实际工作能力和思想品德则往往不受重视。这导致学校、家长和学生片面追求升学率，忽视劳动技术教育和职业技能的训练，忽视职业道德教育与社会角色的学习。一些青少年学生难以适应社会环境和社会需要。有的青少年学生在校思想表现不好，可是因为有个当官的爸爸，或有“好关系”，一出校门，照样能得到好职业。这些现象也给青少年学生造成不良影响，致使他们不重视角色的责任与义务，忽视角色的态度与情感的培养。社会分配不公、脑体倒挂现象的存在，也导致部分学校师生产生弃教弃学而另图出路的思想，即造成社会角色的冲突，从而影响青少年职业角色社会化的形成。 二、家庭不良因素对青少年社会化的影响。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管理的科学化，工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人们的工作节奏和生活节奏加快，一些家长在紧张、劳累的工作之余，把剩余的精力用于家务劳动、人际交往、看电视以及参加舞会等活动，与子女的接触时间相对减少。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语言、思想、感情和知识等方面的交流相应地被冲淡了，代沟在加深，两代人之间缺乏相互理解，加上某些家庭教育上的失误，造成严重的后果。某县曾调查学生对自己家庭的看法，其中有10%的学生因为“父母教育片面性”而“不太乐意接受”；有15%的学生因为“父母教育方法简单、粗暴”而“根本接受不了”；有45%的学生反映“父母亲很难理解我，经常对抗，很难说到一块”；还有不少学生觉得父母“七嘴八舌多管闲事，讨厌！”这说明，假如家庭教育方法不当，父母虽是苦口婆心，但不被子女理解，也是难以奏效。家庭教育不得法，存在两种极端：一种是百般溺爱和娇生惯养，袒护子女的缺点错误，结果使子女越陷越深。另一种是过份严酷，有的家长“望子成龙”心切，不讲究教育方式方法，而是对子女粗暴打骂，甚至驱逐出门，造成关系恶化，产生抵触和对抗情绪。有的孩子负气离家出走，有的有家归不得，只好到社会上的“流浪群”中去寻求温暖而走向犯罪。有的家长鼓励孩子学习的手段不恰当，把孩子引向歧途。譬如，某个体户鼓励子女学习的手段是物质刺激，孩子成绩提高，每次奖励三五十元，有时一次拿出五百元让孩子外出游玩。孩子的胃口被刺激得越来越大，家长的刺激就得层层加码。最后，为了让孩子能提高成绩，就干脆答应：“要什么给什么。”孩子先要几百元的电子琴，然后要几千元的游戏机，最后就要近万元的摩托车。结果，家长并不能如愿以偿，其子成不了龙，却成了“害人虫”。 家庭环境、家长的品行对孩子的心理和品行的影响很大。家长的为人处缆、待人接物和言谈举止，随时随地都在对孩子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有的家长打麻将，缺人就叫自己孩子凑数，结果孩子也染上赌博恶习。由于家庭环境不良因素潜移默化的影响，致使部分青少年不能按国家法律来调节自己的行为，有的甚至走向犯罪道路，这应当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 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某些家长受到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影响，利欲熏心，唯利是图。有的家长为了增加家庭收入，过早地剥夺了青少年受教育的权利，而有的单位竟不顾国家法律，公开地招用童工，谋取暴利，把青少年当作赚钱的工具。 由此可见，家庭因素的不良影响，往往会导致青少年个体社会化的失败。 三、学校中的某些现实问题已成为我国青少年社会化的严重障碍。 长期以来，无论是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还是学校领导，或者是广大群众、学生家长，对学校、教师和学生的评估都是以分数为标准。社会群众、学生家长评价学校的好坏只看升上大、中专和重点中学的人数多少；评价一个教师的优劣，仅看他所教学科的学生考试成绩的高低；家长对子女的要求也只重视学习分数而忽视其表现；国家招生按分数划线，一张考卷定终身，一分之差决定一个人的前程；劳动、人事部门凭分数招工、招干，毕业分配根据的是学习成绩优劣。在以分数、升学率评价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强大社会压力下，教育行政部门、学校领导把主要精力放在抓教学工作上，而忽视思想教育工作和劳动技术教育。于是乎，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学校对教师的评估便“重智轻德”。教学评估方法多、次数频、规模大，抓得具体落实，评比和奖励的名目繁多、品种齐全、分类精细、奖面幅度大，奖励的形式更是丰富多彩：有奖金、奖品、奖状，也有旅游，还有提职晋级。相比之下，德育、体育和劳动技术教育的评估显得苍白无力，抓得不够具体、落实，次数少、规模少，内容空洞、种类单调；由于领导不重视，评估往往流于形式。评定职称往往只看教学论文，而思想表现虽有条文但没有具体的指标要求，在提职晋级中当然就无法列为硬指标了。 在升学率这支指挥棒的调控下，学校领导和教师对学生的评估也是“重智轻德”，造成以一好代三好的怪现象。为了提高升学率，毕业鉴定只写优点而不写缺点，或只对缺点轻描淡写，或将问题用提希望形式来表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能如实地反映学生思想品德的实际状况。有的教师对学习成绩差的学生冷嘲热讽、排斥打击，想方设法把他们排挤出班级、排挤出学校以至弃学。学生呢，在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导向下，不少学生不喜欢当干部，不喜欢参加集体活动和义务劳动，有的学习尖子干脆就叫那些平时求他辅导的同学替他干活。值得引以为戒的是，教师的“题海战术”夺走了青少年从事实践活动和人际交往的大量时间，从而使青少年失去了通过在实践和交往中不断增长才干、增加社会经验、调整自己的行为和提高社会生活的适应能力的宝贵机会，致使一些青少年学生形成了“以我为中心”的心理。片面追求升学率成为套在各级教育行政领导、学校、教师和学生身上的精神枷锁，严重阻碍青少年社会化的实现。要砸烂套在人们脖子上的精神枷锁，就必须从学校到社会，全民动手，进行综合治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