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是青年的时代，是青年引起社会注意，青年生活方式和青年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青年文化受到大众模仿，并风行于世的时代。青年热烈地欢呼着新兴事物，大胆地走在社会和时代的最前列。无论是服装、发型、旅游等生活方式，还是文学、音乐、电影、绘画、舞蹈等艺术方式，青年在文化方面的任何新尝试都受到了社会的关心注目。青年文化中的语言、意象、符号和构想，被吸纳进了广告、娱乐等大众文化的格式中。杂志、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更是专门关注、密切注意，并快速捕捉着青年们的情趣、爱好及其发展变化趋向、迹象，正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青年。 一 到了20世纪，人们才有了“青年”、“青春期”之类的概念，也才产生出青年亚文化，正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理查德·弗拉克斯70年代初发表的《青年与社会变迁》一书中指出的：“把青年从成人和儿童之间划分出来，这在西方文明中还是最近几十年来的事。”（注：理查德·弗拉克斯著，李青等译《青年与社会变迁》第8页，北京日报出版社， 1989年）在以前的时代，社会中只有儿童和成人这样简单的二元分类观念，儿童一旦脱离父母而能独立行动时，便被接纳进成年人的生活圈子，与成年人混合一起，与成年人共享工作和娱乐。而从儿童到成为拥有工作、独立自主的成人之间的生活和属于这个年龄段的青年人，以及青春期待有的烦恼、欢乐、忧虑、痛苦，却被有意无意地遮蔽或忽略了，成了公众视野和社会文化的盲区。 青年群体作为独立的社会变革力量，参与社会的改革与发展，参与文化的创造，甚至影响社会的进程和方向更是20世纪才出现的新现象。在20世纪，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大规模的青年造反运动和学生运动，而且这种运动并不仅仅局限在某一国、某一民族、某一地区，而是世界性、全球性的，从东方到西方，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或迟发展国家，从民主国家到集权国家，青年运动和学生运动的星星之火都熊熊燃烧着，并成了“燎原之势”，如英国有“愤怒的青年”，法国有“五月风暴”及新左派运动，，美国出现“迷惘的一代”、“嬉皮士运动”和“垮掉的一代”，中国有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红卫兵运动、知青运动、四·五运动等。青年成为社会运动和文化建设中一支不容忽视的生力军，“青年的反叛是社会文化转变的基本征候”。（注：理查德·弗拉克斯著，李青等译《青年与社会变迁》第6页，北京日报出版社，1989 年）在20世纪的反核运动、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反军备竞赛、反种族隔离、环保运动等有重大影响和深远历史意义的社会运动中，都由青年充当了急先锋，为之摇旗呐喊，擂鼓助威。青年运动的作用和影响力更是不容低估，他们用具有军事化色彩的街头抗议活动推翻了土耳其和南韩的军事独裁政权，在古巴革命中扮演着非同寻常的角色，而中国的五四运动则阻止了北洋政府在卖国的条约上签字。因此60年代西方学生造反运动的精神领袖马尔库塞将革命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他认为在西方现代富裕社会中，工人阶级已经与资本主义制度一体化了，丧失了革命意识，不再是革命的动力和革命的主力军，而青年学生及被遗弃的非生产阶层，因受到的压抑最深，才是未来革命的动力和主体。未来的解放“取决于一个新主体的出现：一种不愿去再造现状的意识和感觉——拒绝合作。这样一种意识将必须在那些在生产过程中起着日益重要作用的社会阶级中间产生出来，这就是技术和科学的知识分子骨干，他们最终将激发那种传统的工人阶级的觉悟。在这一发展中，学校和大学，以及不合作的青年似乎起着催化剂作用。”（注：《自由和历史的绝对律令》，见《哲学译丛》1982年第1期） 在中国，青年更是充当了社会发展的弄潮儿，成了拉动社会航船前行的纤夫。五四作为青年反叛传统文化及老人统治的运动，是青年人的一次集体亮相，是20世纪最具魅力的一道迷人亮丽的风景线。五四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惯性和文化发展的方向。从“五四”开始，青年就站在了时代的前列，做了社会和文化变革的排头兵。葛红兵曾在《一个青年本位文化的时代已经到来》一文中指出：“90年代，中国在文化上发生了转型，即由老年本位文化向青年本位文化转型。所谓老年本位文化就是中国传统体制之下，以老年为中心的一种文化形态；而青年本位文化就是在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之下形成的以青年为本位的一种文化形态。……老年本位文化是一种伦理型的文化，而90年代青年本位文化则是一种身体型文化。”“一个发展型的、开放的社会标志，就是整个社会应该以创造、自由、开放为主导性的心态，而这个心态是青年本位文化所独有的。过去我们的老年本位文化以遵守、继承、秩序为本位，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群体性的互相制衡关系之中，人们所想的不是怎样发展自己，同时也发展社会，使自己达到一种自由的追求幸福、追求财富、追求荣誉的境界，而是想如何去适应文化的规范不致遭到非议，如何在制衡性的关系网络之中也去制衡别人，以便和别人达成妥协获取利益。”（注：原载《山西发展导报》1997年7月4日③，转自人大复印资料《文化研究》1997年第8期。）但葛文强调90年代才初露端倪， 是不准确的，应当说从20世纪初这种迹象就已显露了，而90年代则是又一次浮出海面。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青春型的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和导师多属青年，如年龄最大的陈独秀也仅有37岁，其他如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更是翩翩青年，风华正茂。五四时代是青春中国的时代，五四所开创的现代新文化则是青春型文化。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在1915年和1916年，分别发表了《敬告青年》和《新青年》两篇文章，充满了对青年人的热情爱护和诚恳的期待。他歌颂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他把青年看作是当时中国黑暗社会中的“一线光明”，是中国社会兴盛或衰亡的关键。他真诚希望中国青年都能成为建设新中国的“新青年”。李大钊则写有《青春》一文，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为“青春中国之再生”而顽强奋斗。 这样，以前老年人在年轻人心目中“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动摇了，新青年们不愿意向老人们学习，不甘心俯首听命于老人，更不甘心做老人及传统文化的“孝子贤孙”。他们认为循着老一辈的脚印走不会有什么前途，他们要走自己的新路，同时也不高兴老人对他们指手画脚，管束太多。他们对老人推荐的“圣贤书”一点不感兴趣，他们要读易卜生，要读克鲁泡特金……。老人们要包办婚姻，反对青年们的自由恋爱和自主婚姻，他们认为青年男女私下谈情说爱是败坏家风，罪恶滔天，青年们却认为自由恋爱神圣，不仅要争取婚姻自主，恋爱自由，还要进一步争取个性解放和个性自由。于是在年轻人心目中，“家”成了“枷”，走出家庭，告别家庭，掀起“家庭革命”，成为一代青年无怨无悔的选择。代际冲突终于表面化、尖锐化了，并因此造成上一代人与下一代人之间的强烈的离异倾向，从家庭中分离出的青年，如一颗颗自由电子，在社会上飞旋，等待社会理想和憧憬的召唤吸引。他们听到20世纪风雷激荡的民族解放和社会革命的召唤，听到了“改造社会”的号召，于是身不由己地热切投入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