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的时代，谁都不会否认不同文化间对话的重要性。然而，对话却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我们经常看到，有些所谓的对话实际上是独白，或逐渐变成独白。这是因为人类关系中的权力因素，以及与它们联系在一起的不同话语，不可分割地与对话者的主观需要混在一起。此外，对话依赖于它们建构的方式，和参与者的假定和规范承诺。因此，一个跨文化的对话，尤其是关于我们应如何生活的伦理学对话，不是一个容易的任务。事实上它比任何其它的对话都困难。跨文化的伦理学对话意味着我们必须同其它文化的他人讨论我们和他们的基本价值、规范和对与错的标准。我们很难悬置我们自己伦理学的存在论承诺，与他人在伦理学上进行真正的对话。 但是，这样的对话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越来越迫切的任务。这不只是释义学地理解不同文化，而且也是回答我们面对的挑战一个实践行为。它究竟可能吗？如果可能，其基本条件是什么？ 一 冷战结束后，并未随着出现一个和平的世界。相反，我们几乎每天在经历地缘政治的地震，种族和宗教的冲突，以及亨廷顿所描述的文明的冲突。然而，人类毕竟共有这个世界及其命运。如果我们不想同归于尽，必须相互学习和了解。一个共同的人类世界及其命运端赖代表不同文化的人通力合作的成功。一个跨文化对话应该是这种合作的先决条件。实际上，中国和西方今天都面临深刻的道德和基本价值的危机。这就使它们进行伦理学对话显得尤为必要。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中国被迫进入现代化进程。这也是一个传统道德体系逐渐瓦解的过程。正如张灏指出的，近代中国所面对的，不仅是政治危机，而且也是一个定向性秩序（orientational order ）的危机，[1 —p8 ]或者所谓的“定向性象征系统”（orientationalsymbolisms）的危机。根据张灏的说法，这些象征系统是中国社会世界的意义基础，社会关系在这些象征系统的框架内形成，社会价值和规范在这些框架内流行。因此，这种危机只能使我们陷入无情的怀疑主义，它不仅怀疑传统秩序功能的有效性，而且也怀疑它的道德合法性。 这种怀疑主义深入中国思想深处，从那时起就再也没有消失。从五四起它又演变为一种极端的反传统主义，于文革达到登峰造极，但并未随着文革结束。这当然不是说中国没有人向传统求助，试图从中找到现代化的资源和动力。相反，一直有人这么做。但文化保守主义并不能阻止传统的瓦解。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与传统价值与规范的瓦解同步发生。因此，我们缺乏一个价值体系在我们的意义世界中保持有序和一致。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伦理问题越来越关紧要。 有许多近代中国思想家提醒过人们，道德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极端重要性。但更多的人却不如此想。五四“新青年”们也提倡“新道德”，但却并没有建立新道德。今天，经济原则已经压倒了道德原则，人们开始呼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道德。这不是一个奇妙的讽刺？我们无法否认，我们正面对一个道德真空。这是我们必须对付的真正的危机。没有一个新的道德基础，就不会有一个健全的社会，更不会有一个好社会。但诉诸传统不能解决这个危机，这不是一个回到传统的问题，而是一个建立新道德的问题。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不仅在传统中，而且也必须在别处寻找道德资源。显然，与西方进行伦理学对话对我们是非常有益的。 虽然近代中国常常到西方寻找解决危机的办法，西方在近代也陷入了自己的危机。从尼采在上个世纪末宣布“上帝死了”，人们就已开始意识到这个危机。上帝之死使人类自己成为一切事物的尺度。在一个没有先验、普遍意义的世界，一切都是可能的。但是，没有普遍约束的自由，也使经验的意义变为普遍的无意义。在尼采看来，一切思想和知识都是权力意志的特别因素，一切价值都必须重新估价。 但是，作为万物尺度的人或自我，却瓦解为自主和互相不一致的理性的、意志的和感情的部分。现代性的焦点在发现、表达和分解主观自我。自我作为产生一切外部世界经验和一切意识对象经验的媒介，是一个现代发明。意向的自我同样也是自己意向的对象；操控环境的自我也同样能够操控自己和他人。与人精神的主观自主性相关的理性的力量与人类侵略性的组织和控制自然环境的欲望结成一个很难对付的联盟，围绕着自我的感性欲望运转。 在此情况下，西方伦理学几乎不可能找到一个新的普遍基础来代替那些老的基础。伦理学的任务是对诸如“我应如何生活？”或“我做什么是对的？”这样的问题提供一个一般的回答。然而，在现代条件下，我们如何能有一个适合所有自我不一致的原子式个人——这些人生活在非常不同的具体规范中——的普遍伦理学？正在西方流行的后现代主义似乎使一个普遍的道德基础更不可能。结果，西方伦理学分化为诸如商业伦理学、家庭伦理学或性伦理学这样的分枝。另一方面，由于其抽象性、形式性和一般性，象康德伦理学这样的普遍主义伦理学甚至都没有一个共同道德文化的外表，它提供的普遍准则必定只是纯形式的，缺乏任何实质性。人们实际上无法共有一个单一的规范体系。 涂尔干用“失范”（anomie）这个概念来描述这种危机。按照涂尔干的理解，社会变迁的特征是从传统社会的机械一致转变为一种新型的有机一致。在新的社会压力下，共同的生活方式无法维持。涂尔干关注那些能导致失范的社会现象。失范的概念正是后来在他关于自杀和劳动分工的著作中提出的。失范指在一个社会或群体中相对无规范的情况。涂尔干将失范的自杀解释为由于个人与其内在化了的文化的关系的瓦解所导致。在此意义上，失范不仅必须被视为一种无规范状态，而且尤其要视为是一种作为社会变迁的结果出现的社会现象，传统规范不再足以合适地回应新出现的形势。在此意义上，失范总是指在规范真空中社会不稳定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