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金太尔在《德性之后》中为我们勾画了一幅西方社会的传统德性由繁盛到近现代逐渐衰落的历史画面。作者对启蒙运动所招致的德性边缘化倾向表示出深深的忧虑，并希望回归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传统。但由于他忽视了近代文化转型的客观必然性及德性表现形式的变化，致使其设计的德性超越之路成为一厢情愿。 一 按照麦金太尔的理解：任何一种实践活动所要获得的利益可分为内在利益和外在利益。内在利益是指主体通过参加特定的实践活动并遵循相关的权威性标准所获得的经验和体验，外在利益则表现为通过这一活动所得到的物质利益、权力、地位等奖赏。而“德性是一种获得性人类品质，这种德性的拥有和践行，使我们能够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缺乏这种德性，就无从获得这些利益。”[1]（P241 ）所以德性与内在利益的获得具有直接联系，外在利益仅仅是活动过程的结果。如果抛开内在利益而仅仅将后者作为追求的目标，那么就没有了德性。比如一个艺术家，只有在其专注于艺术本身的追求中，遵循艺术本身的审美规律，才能创造出优秀的作品并由此获得对艺术美的享受，才能说他具有艺术家的美德。如果一个人采取剽窃、欺骗的手段将他人的作品据为己有，虽然他也有可能因此而获得名誉和地位，但他绝对享受不到艺术创造的愉悦，因此他也就不具有艺术家的美德。所以，德性是指个体在实践活动中所具有的自觉的、超功利的道德意识。 麦金太尔进一步指出，区分内在利益和外在利益的重要理由就在于二者对群体的影响和作用是不同的。由于外在利益“总是某种个人的财产和占有物，它们的特性决定了某人得到的更多，其他人得到的就更少。……内在利益也确实是竞争优胜的结果，但它们的特性是他们（参加者）的实现有益于参加实践的整个群体。”[1]（P241 ）也正因为如此，内在利益的获得才成为德性的基础。在一个健全良好的社会，内在利益和外在利益是统一在一起的，拥有内在利益的人应该由此而获得相应的外在利益。而今天这两者却处于分离甚至对立状态。因为“养成真诚、正义和勇敢的品格，常常使我们远离富裕、声望或权势，虽然世俗中人有很大的偶然性。”[2]（P248）所以， 德性在今天真正处于边缘化的状态。 那么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麦金太尔认为，这恰恰是启蒙运动以近代自我观念取代传统目的论的结果。 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是目的论的，他认为宇宙是一个自行发展的生物体，它包含着许多层次的目的，神是宇宙的最高目的。人和其他物种一样，有自己特殊的本质，这本质决定了他有一定的目的和目标，并向着这一目的前进，他认为，善是人生追求的目的，但他明确反对将善等同于金钱、荣誉或快乐，他称这种善为幸福。他认为幸福（eudaimonia）比快乐（happiness）的含义广泛， 它不是指行为的结果，更不是指快乐的报偿。幸福是指“良好的生活和在良好生活中的良好行为的状态”[1]（P187），是人合理地节制感性欲望、 充分发挥自身的潜能从而使人格、理性不断完善的活动，所以他的幸福论又称为完善论。同时，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善又是这样一些品质，拥有它们就会使一个人获得幸福，缺少它们就会妨碍他达到这个目的。”[1 ]（P187）这里善又成为达到幸福的手段，德与福是统一在一起的。人只有在追求自我完善的过程中才能造就公正、节制、勇敢、友爱等美德，也才能获得幸福。 中世纪基督教的原罪和救赎观念则认为人生是一个不断向上帝赎罪的过程，人“所追寻的目的，是那种只要能够达到，就能补偿他一生的全部过错的东西。”[1]（P220）因此， 中世纪的德性是那些能够克服恶，使人完成其使命，走完其旅途的品质，因为恶是对上帝律法的挑战。所以，和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一样，中世纪的德性论仍然是目的论的，而且，这种目的论都带有鲜明的不断超越自身、向着某一个理想人格或神圣的目标迈进的特色。它们为传统德性提供了存在的合理性根据。 然而，近代自我观念的出现破坏了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和中世纪的有神论，使传统德性存在的合理性成了问题。而启蒙思想家们为道德寻求合理性的努力都走向了失败。从休谟、狄德罗将情感、激情和欲望视为道德的基础到康德试图在理性中寻找道德的“绝对命令”再到基尔凯廓尔将意志的独断选择作为道德的最后根据都没有令人信服地完成这一任务。因为人的感性欲望是多样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没有什么可以为这些欲望的取舍作出指导，因此感性中找不到道德合理性的根据；同样，在理性中仍然找不到有力的根据来证明康德的“道德命令”比一些非道德观念更具有普遍性和一致性；基尔凯廓尔的独断原则本身就是无标准的，更难以说是合理的。麦金太尔指出，他们的失败是由于缺乏类似于《尼可马各伦理学》的目的论体系，因为“在这种目的论体系中存在着一种‘偶然成为的人’与‘一旦认识到自身的基本本性后可能成为的人’之间的重要对照，伦理学是一门使人懂得如何从前一种状态到后一种状态的转化的科学。”[1]（P67）在放弃了目的论的观念之后，这二者之间的对照关系将不复存在，在道德体系中只看到被剥夺了目的背景的一组道德禁令和未开化的人性观念，但人何以要遵守这些道德规则却缺乏据以说明的参照系。 由于启蒙思想家们都把某种普遍的人性——欲望、理性或意志作为自己道德学说的基础，麦金太尔认为这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的努力必然失败。因为“既然道德禁令原本处于一个旨在更正、发展和教导人性的体系中，它们显然无法从这种对人性的真实描述中推演出来，也不可能以其他方式诉诸其特征加以证明。如此理解的道德禁令很可能会遭到如此理解的人性的强烈反对。”[1]（P70-71）缺乏了目的的引导， 仅从“是”无法合理地推出“应该”。他们努力的失败导致了传统德性的合理性丧失，并进而导致德性的边缘化。 二 应该说麦金太尔对德性滑坡原因的分析是深刻的，他清醒地看到了人类为自我的解放所付出的代价。然而，历史并非纯然主观选择的结果，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人们只能看到时代最需要的东西，而且它要具有充分的客观条件才可能转化为现实。自我的解放并不必然导致德性的沦丧，相反，康德将“自由意志”视为道德的前提。与其说德性的边缘化是由于自我的解放，不如说是由于基督教的极端禁欲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前者导致理性和非理性关系的颠倒化，后者则破坏了传统德性的作用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