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与人性的动机结构

作 者:

作者简介:
郭洪纪(1948—),男,河北高阳人,青海师范大学学报主编,教授。长期从事传统文化与中西文化比较研究。(青海 西宁 810008)

原文出处:
山西师大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在世界范围内,宗教的正统地位都具有它的公共性和普遍性,不论它的力量是被削弱或是被强化,都必须使它的教义有助于同世俗要求的平衡,并在放任与统制、公平与道德、肉体与精神之间开辟一条便于人们辨认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新教伦理并不像东方宗教那样严格地作为封建制度的卫道士,它仅仅是从“上帝的理性”出发,对信仰的合理性与世俗道德的界限作出判断。新教伦理对世俗道德的认同,并不意味着个体欲望将被引向更大程度的满足,而是在生殖需求之外,将那些导向性享乐目标的心理能量转移到精神创造的领域,并产生文化和经济的创造动机。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2000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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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东西方文明存在一定差殊,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各自在前资本主义的历史环境中,人们对自身力量的认知及其对美感的体验,都受到宗教精神和宗法伦理的支配,人们的生存动机、生活信念、认识能力和实践标准也相应处在较低的水平之上。在欧洲,基督教文化把人的性本能需要的满足看成是神学精神所不能容忍的原罪,并通过自我禁锢和人身摧残来遏制甚至消除人对本能需要的追求,这不仅是对人的生命力的窒息,也是对人性的自我实现的否定。在东方,儒道合流的文化环境虽然将人的饮食男女等本能欲望的满足视为生命的最本质的目的,并渴望从感官亢奋中达成一种忘我的状态,但人性的自我实现却被局限在原欲的简单满足中,这同样是对人的生命力的禁锢和窒息。

      文艺复兴时代人性意识的觉醒,带来的并不都是肉体的全面放纵,而是随之出现了文学、艺术、绘画、雕塑、音乐的全面复兴,以及科学和人文精神的全面提升。启蒙主义运动将人的思想和价值带入一个全新的领域,营造了完全不同于封建文明的社会文化条件,市民道德和平民理想因此孕育了导致社会变革的巨大心理潜能。

      一、基督教对性爱的禁抑

      弗洛伊德在《一个幻觉的未来》一书中,认为基督教精神不是把能量用于真正改善人类条件,而是用于一个想像的永恒得救的世界的历史过程中,他指出,这种幻觉的消失将大大地加快人类的物质进步和思想进步,而最具解放力的科学和人文精神将成为摆脱宗教压迫的契因,世俗力量与宗教伦理的功能将因此得以互补,并维持文化的霸权地位。

      早期基督教的文化精神是以限制和禁抑人的肉体欲望作为它的主要宗旨的,因为罗马帝国衰亡时期,最明显的特征是人们对色欲和肉欲的追求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性行为的紊乱已丧失其原有的道德方面和审美方面的优势,世俗力量和意识形态因此失去了作用。这种性放纵必然引起文化方面的强烈反弹,并决定一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道德基本信念的内容。因此,在欧洲封建制全盛时期,对肉欲的诅咒被宣布为基督教信仰的原则,其目的在于拯救人类,建立新世界文明和秩序。基督教的教义将禁欲主义和一夫一妻制的性纯洁原则看成是联系人类精神的纽带,以及对群体的义务,在此基础上确立的性观念,在抑制社会腐化方面具有严格的约束作用。

      然而,在西方的传统中,性意识又源于远古时代的两性关系及生殖繁衍的原始形态,并受到古希腊文明的某些生活准则的深刻影响,这样一种“母权中心”的文化观,尽管有崇尚人性自由的要求,但它设想的快乐原则不是为了统治利益,而是为了得到满足的男女之间的“力比多关系”,人们对它的依赖就像一个男孩那样,从一开始,他就意识到权力完全掌握在母亲手中。所以,“母权文化观”象征了一种生活合理化的愿望,但基督教的圣洁观为了把这种爱欲转而用于凝视神性的天国之域,便要求人们牺牲性感快乐,将抑制爱欲当作一个神圣的精神目标。宗教因此找到一条对这种心理能量予以疏导的途径,即在操纵其能量的同时将它导入一种更大的聚集起来的激情,这种激情被虔敬的教徒们称为对基督的爱和对基督清贫生活的效法,圣子耶稣也被还原成道德的典范和道德的立法者。

      按照西方人的解释,“原罪”本可以按照圣父的启示,在人世和平与爱的秩序中得到抵赎,但事实上并没有达成这个目标,它被另一种罪恶即对圣子耶稣的罪恶而取代了,随着圣子的变体,他的福音也变体了。当天主教会最终成为欧洲的黑暗城堡时,人们强烈地感到它的教义中扼杀人性、限制个性自由的强大压力,十二世纪由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为象征的“信仰时代”的出现,使信仰与秩序的痕迹深深印入了社会结构,并竭力消除希腊罗马文化对世俗生活的影响。性意识由快乐原则向操作原则的转变,不仅把“父亲”的专制垄断变成教育和控制领域的权威,而且与合理构成的神圣宗教权威融为一体,它同时改变了人类爱欲对“母亲”的依赖,性欲与爱欲因此被严格分离。但是,当统治远远超过人类需要的程度,即宗教力量试图替代世俗社会的所有规则时,只能促使人们共同分享的道德秩序趋于瓦解,并损害文明的基础。

      在宗教禁欲主义对世俗的低位欲望进行长期压制时,限制情感与冲动并不是为了实现某种外在目的,以求取合理化生活所许诺的利益,而是为了从人的信仰结构中排除性欲的单纯挑逗,防止生活秩序出现瓦解。阿奎那·托马斯曾明确说道,“只有在人之爱欲生命体验到其局限时,市民道德才会盛行”。这样,无论是骑士般爱情的胜利,抑或是市民式偷情的颂扬,都是作为对宗教的反叛,欧洲也随之出现一个世俗贵族与平民们在快乐原则下共同行动的时代。

      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性意识

      在经历了漫长的教会统治的黑暗之后,人们为了寻求世俗生活的某些合理性,表达和实现这种要求的文艺复兴运动便首先在意大利出现了。人文主义的先驱们借用古代希腊罗马的“原欲文化”来与天主教会对抗,以此来表达对宗教理性束缚人类本性的不满,他们最重要的思想武器就是鼓励性意识的解放。可以说,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生,与世俗贵族、骑士、商人、市民们模仿罗马时代的享乐生活分不开,甚至民间流传的修道院长、教士、修女之间发生的风流韵事,也与他们向往古希腊文明有关。文艺复兴确实有一个从“本性”到“个性”再到“人性”的不断觉醒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以打破禁欲主义的戒律、开放性关系为背景的。

      性意识的自觉与萌醒,是人自身解放所必需的最重要的精神心理因素,它在传奇般的爱情纱幕下面,把男女追求幸福所象征的肉体精神的结合视为最高的道德,从而净化了性爱的审美价值和伦理价值。因为追求享乐的个体道德拒绝用超自然的神性来克服人世的邪恶和痛苦,这就出现了两种道德观:以神性为标准的公共道德观和以人性为标准的个体道德观。虽然这两种道德观的基础都是同样出于单纯的生存感觉,但宗教伦理的公共道德观并不承认这种作为人的潜能的基本需要。自然性的个体享乐的道德与社会性的外在控制的道德之间,因而便产生了内在的紧张,个体既然要以享乐的幸福来克服痛苦和压抑的生活感觉,那么个体道德也必然要求外在道德不要介入生存的感觉领域,而让生命处于自然循环的节律中。性意识的逐渐觉醒,以及思想的启迪作用,使生命本身的性欲目标与爱欲目标之间被抹平了道德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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