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孝是中国文化的原发性、综合性的首要文化观念，是中国文化的鲜明特点。孝文化观念与实践对中国国民性的形成发生了重要影响。 对国民性的研究，通过观察、归纳进行一些特征描述是必要的，但仅仅局限于这种现象的研究是不够的，我们还应深入揭示某种国民性特征形成的自然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根源和机制。笔者以为，自然的、经济的、政治的诸多因素都可能对国民性的形成发生影响，然而直接对民族的群体人格发生影响的恐怕还是该民族的文化观念及其实践。 有人也许会说，孝仅仅是一个反映子女对父母义务的道德范畴，不可能对中国国民性的形成发生大的影响。其实不然。孝在中国文化中实是一原发性、综合性的观念，它不仅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处于“百善孝为先”的领导地位，被看作“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经》），而且还具有祖先崇拜、尊祖敬宗的人文宗教意义，具有珍惜生命、延续生命的哲学意蕴。它是中国社会一切人际关系得以展开的精神基础和实践起点，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伦理精神基础，也是社会教化和学校教育的核心和根本，对中国人的衣食住行、生活方式与民俗、艺术均发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言：“说中国文化是‘孝的文化’，自是没错”（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 年版， 第307—308页）。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文化就是一种孝的文化，这种观点得到很多中外学者的认同，如谢幼伟先生说：“中国社会是彻始彻终，为孝这一概念所支配的社会。中国社会是以孝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谢幼伟：《孝与中国社会》，见《理性与生命——当代新儒学文萃》〔罗义俊编〕，上海书店1994年版，第509页）。 由于孝在中国文化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又具文化综合意蕴，因而它对中国国民性发生重要影响就是自然的，也是可能的。研究孝的文化观念与实践是如何影响中国国民性的，它塑造了哪些国人的人格特质，这不仅可以使人们了解孝对中国文化的主体承载者的影响，从而对孝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同时也可以推动中国国民性研究的深入，因而是很有意义的。 那么，孝对中国国民性的形成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五四运动以后的国民性研究，对此似乎否定的多、肯定的少，因而一提起孝对国人国民性的影响，可能会令很多人想起吴虞与鲁迅的观点。吴虞认为，孝悌之道“就是教一般人恭恭顺顺地听他们一干在上的愚弄，不犯上作乱，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孝字的大作用，便是如此”（吴虞：《说孝》，引自《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1卷，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71页）； 鲁迅则在传统“仁义道德”的字里行间，看到的满是“吃人”两个字。不可否认，孝对中国国民性的消极影响是很大的，但是，孝对中国国民性的形成显然也是有积极影响的，舍此，就难以全面理解在传统中国孝被看作是元德甚至是全德之名、是衡量一个人人品的最根本的标准这一重要事实。 因此，笔者认为孝对中国国民性的影响与作用是双重的，既有积极性的一面，也有消极性的一面，而之所以如此，则是由孝本身所具有的人民性与封建性的两重性所决定的。 孝在儒家文化中，既被看作是人之善性的根源，又被看作是政治的根源。孝在其产生之初的周代，确是起源于政治上的传子制度。因为传子是家天下的基础，要想政权稳定，首先需要一个稳固的家庭，所以孝便是以父权为中心所逐渐形成的巩固家族组织、秩序的道德观念。然而，这种原是为适应宗法政治制度需要而产生的孝，到了孔子手里却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把孝由统治者的手上拿到每一个人的手上来，使其成为每一个青年所必需的起码行为：把孝由建立外在的家庭间的秩序的需要，转而为每一个人内心的天性之爱，并且是这种内心的天性之爱的自然流露；把孝由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善事父母的极寻常的行为，上升到人生最高原理的仁上面，使其成为仁之本。孟子认为孝出自于人先天的自然善性，“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上》）。因此，孔孟言孝，主张父子关系是“以天合”，即血统的自然结合，或者说旨在强调建立在自然亲情基础上的父子人伦关系，并且强调慈、孝对等之义务。而到了《孝经》，则把孝全面政治化，与封建政治紧密地结合起来，将事亲事君，孝与忠混同起来，提出了“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的纲领，于是人君便可以向人臣作人父对于人子的同样要求，这便使君权无限制地扩张，助长了专制气焰。到了汉代，统治者又倡导“以孝治天下”、“移孝作忠”，“求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董仲舒对孝及其封建伦理纲常作了神秘化的论证，使子对父的孝之义务片面化、绝对化。经过历朝统治者对孝道的不断地封建专制化，终于使孝在宋代以后更加走向极端化、专制化甚至出现愚忠愚孝，正所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从而使孝成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精神基础。因此，对孝道被封建政治所利用而产生的流弊，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所作的批判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他们对于孔孟所言孝道所蕴藏的自然人伦情感的真精神并没有否定。因此在我们今天研究孝对中国国民性的影响问题时，既要珍视他们的思想成果和巨大贡献，看到孝对中国国民性的消极影响（这甚至是主要的），同时也要挖掘孝文化观念中具有人民性、进步性的合理因素，揭示它对中国国民性的积极影响，从而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为中国国民性的进步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