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早期的伦理观及其哲学背景

作 者:

作者简介:
陈伟(1973—)男,河北磁县人,复旦大学哲学系教师,硕士。复旦大学哲学系,上海 200433 高永旺 邯郸市畜牧局,河北 邯郸 056000

原文出处:
邯郸师专学报

内容提要:

毛泽东,作为历史伟人,其思想成果已经成为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研究其早期的思想观念,对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早期的伦理观本质上是精神利己主义,以个人主义和现实主义为特征,以“贵贱”为核心;而这种伦理观的哲学背景正是唯物主义二元论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并存,以及相对主义和辩证法的对立并存。尽管毛泽东后来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其早期的有些思想可以说是伴随其一生,尤其在晚年更有表现。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2000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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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伦理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和中国人民的道德生活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它对于鼓舞人民斗志,团结革命队伍,战胜国内外敌人,起了巨大的作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它对于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改善社会的道德风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有深远的影响;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它对于邓小平伦理思想的形成、确立和发展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伦理思想的形成不可能是朝夕之功、一蹴而就的,它和毛泽东早期的伦理观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考察毛泽东早期的伦理观不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毛泽东伦理思想的形成、发展的逻辑,也可鞭策、激励当代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培养高尚、完美的人格。

      一

      伦理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伦理学思想必然以一定的哲学思想为指导。毛泽东早期的伦理观也不例外,它有自己的哲学背景。而谈论伦理观,就不能不先谈论其哲学之背景。毛泽东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在长沙第一师范期间,他广泛地接触各种思想、思潮及不同学说,在政治思想上他受到过爱国主义、革命民主主义的熏陶,也接受过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思潮的影响;同时,他对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广泛地阅读了哲学名著,并做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从孔孟儒学到宋明理学再到王颜的唯物论,从赫胥黎的进化论到康德的二元论,从胡适的实用主义到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从康梁的改良主义到孙文的民主主义等等,都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毛泽东早期的哲学思想和伦理观主要集中体现在《讲堂录》、《体育之研究》、《〈伦理学原理〉批语》等读书笔记、听课笔记、论文以及他给师友的通信之中。这一时期,各种相互对立的哲学思想并存于毛泽东的哲学观念之中。

      首先,是唯心主义、二元论和唯物主义的并存。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写道:“盖我即宇宙也。若除去我,即无宇宙;各我集合,而成宇宙。”又写道:“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灵,物质不灭为基础(精神物质非绝对相离之二物,其实即一物也,二者乃共存也)。”这些都体现出毛泽东早期的唯心主义和二元论之倾向,其主要渊源即为王阳明“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主观唯心论和康德的理性世界与现象世界之间的二元论。尽管如此,但是,在论及体育和人的关系时,毛泽东又是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的,他认为“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1] 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他还写道:“吾人虽为自然所规定,而亦为自然之一部分”。说明他已经初步认识到物质决定意识,物质是意识的载体,人本身亦为物质世界的一部分等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其次,是辩证法和相对主义的并存。我国的古代哲学中有着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青年毛泽东喜读并且精通中国古代的哲学文化,他消化、吸收了其中的辩证法之精华,就融于他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中,他指出:“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大抵抗对于有大势力者,其必要乃亦如普通抵抗之对于普通人”,又举例说,“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为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亦增其怒号。”[2]可见,他已经初步地认识到事物皆有其对立面的存在, 并且对立面之间相互斗争,相互依存,而斗争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在《讲堂录》中,毛泽东说:“天下万事,万变不穷”,指出事物永远处于不停息的运动、变化之中。与这些朴素辩证法观念并存于毛泽东早期的哲学观念中的是相对主义的观点,例如:“余曰:我即实在,实在即我”,“观念即存在,实在即观念,有限即无限,时间感官者即超绝时间感官者,想象即思维,形式即实质,我即宇宙,生即死,死即生,现在即过去及未来,过去及未来即现在,小即大,阳即阴,上即下,秽即清,男即女,厚即薄,质而言之,万即一,变即常。”[3] 从这些言语中不难看出,毛泽东早期没能完全划清辩证法和相对主义的界限,因而,在看待、分析问题的时候他就难免会不时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淖。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早期的哲学观念中既有唯心主义、二元论和相对主义的东西,又有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因素,但基本上还是唯心主义,因为他在社会历史领域仍持有唯心主义的观点,他认为辛亥革命的失败在于群众未得“大本大源”(宇宙真理),而群众未得“大本大源”的原因,是因为当时还未出现掌握“大本大源”的“大气量人”,只要出现了这样的“大气量人”,就可以“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噎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4]由此可知, 他当时的历史观实质是“先知先觉”之君子救“后知后觉”之小人的英雄史观,他没有注意到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还没有认识到创造历史的真正主人是人民群众。

      可是,不容我们忽视的一个细节是,青年毛泽东并未固步自封,裹足不前,而是对自己抱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写道:自揣固未尝立志,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做何主张,均茫乎未定,如何教书、办事?说明他当时并不认为自己已经掌握救天下的“大本大源”,相反,他认为自己的哲学、伦理学思想根本不成熟,以致还“未尝立志”,还需要长时期的艰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这样的反思自明、潜心求索的精神确为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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