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意识与儒家道德性特征的形成

作 者:

作者简介:
刘宝村,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北京,100872

原文出处:
广西师院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道德性是传统儒学的根本特征之一,其形成与中国先民的忧患意识密不可分。要求顺天守时的大陆农业经济构成了忧患意识产生的基础,人间世的动荡失序促成了其最初的觉醒。正是在忧患意识的促动下,中国先民思维所关注的重心完成了从天道向人道的转移,这体现在儒家那里,就是其重视人自身德性修养的道德性特色的形成。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2000 年 09 期

关 键 词:

字号:

      忧患意识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士人的一种固有精神状态,《易传》即讲:“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它反映了人们对于社会及自身的生存状态的一种关注、忧虑和担当意识,与中国士人一贯的入世精神是息息相通的。道德性是儒家思想,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特征之一,儒家这一思想特征的形成自然有其多方面的原因,但究其根源,其形成与人们由对自身的生存状况而生的忧患意识有着难以割舍的内在联系。牟宗三先生即言:“中国哲学之重道德性是根源于忧患的意识。”(注: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台湾学生书局1974年8月版,第16页。)而忧患意识的形成与人类最初的生存状况又是密切相关的。

      一、农业文明下忧患意识的跃动

      人类文明作为人类活动的成果和生活方式之反应,固然有其产生发展的自身规律,但在其产生之初,它却深深受制于人类所生存于其中的自然地域环境。特定的地域环境往往就决定了原始人类的生存方式,并进而把它积淀内化为人们的一种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从而就决定了一种文明的最初发展方向。

      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稍后亦见于长江流域。此一地区古时土地肥沃,气候宜人,极宜于发展农业经济,中国先民即长期生活于这一地区,从事着春种夏耘秋收冬藏的耕种采集生活。与工商业社会不同,在农业经济中,四季的更潜,昼夜寒暑的变化对人们的生产生活有着决定性的影响,顺天时而耕种收藏则一年衣食无忧,而一旦错失了时节,则会使一年的生计陷入危机。在长期的实践和观察中,人们不难发现,四时、昼夜、寒暑等自然现象的和谐有序直接关系着人类自身生活的安定和富足,而四时的失序、天象的异常则会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的灾难。由此,对天地四时和谐有序的祈望和对天地四时失序的忧惧就成为人们一种经常的心理反映。

      而在中国先民看来,“天生蒸民,有物有则”,天地以其修然有序的运行覆盖着天下万物,这本身即体现了一种伟大的德性。在人类文明产生之初,原始先民对其由之而生,赖之而存,而又难以揣摩、时时给人类带来灾难和祸患的大自然是既敬又畏,心态颇为复杂的。然而在农业经济之下,生产由于其重复性和循环性而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可预测性,由此,人们对于大自然少了一分因其神秘莫测而生的恐惧,而多了一分对它作为自己的衣食父母的敬意。在此情绪之下,天地成了人们所崇拜敬慕的对象。但此种祭祀,相对于因恐惧而求其免降祸患于自身而言,更多的是对其给人类带来幸福之举的一种回报,一种敬意,并期其能继续保持风调雨顺,降福于民。

      因此,由天地的生民生物,并以有规则地运转而覆养万物的现象,人们生出了由衷的亲近和敬慕之意,并赋予其以极高的德性,且认为是人类所应效法的榜样。而由天地的失序所带给人们的灾难,人们又生出了一种深深的忧患意识,由此忧患意识而引发了一种要通过自身的努力去力保天地有序的要求。正是在这里,产生了儒家道德性之萌生的最初基因。

      二、忧患意识与人道的凸显

      在春秋之前,与其它文明的初始阶段一样,中国先民同样有着一个神灵崇拜的阶段,但中国人所崇拜之神灵,多具有一种崇高的道德精神,其职责在于降福于民。它降灾祸于人间,也多是出于一种善意的劝戒,而不是一种恶意的惩罚。在最初,原始先民对天地的“生生”之德怀有极高的敬意和信赖,天地神祇也因此成为人们祭祀的对象。但这种祭祀是建立在他们使四时有序、五谷丰登、降福于民之上的。其间所体现的不是对他们力量和意志的屈服或畏惧,更多的则是对他们的恩惠和伟大品格的一种敬意和信赖。与天地自然神祇一同受到先民祭祀的,还有一些氏族部落的祖先,而其受到祭祀的原因同是因为其生前的伟大功德,并希望其功德能继续惠及子孙。但当人们所崇敬之神灵发生失职,不能给人们带来预期的幸福时,他的品德就会受到怀疑,他的地位和存在价值就会发生动摇,此时人们就会另投明神,别求出路。中国古代的神灵正经历了一个由被崇敬信赖,至遭怀疑,最后被人们悬置不顾的历程,其间所体现的则是一种由神到人,由天道到人道,由信赖天之德到信赖人之德的转化。

      《易传》讲:“观天下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孔子也讲:“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注:《论语·泰伯》)在他们那里,人事乃圣人仰观俯察、效法天象的结果,人类生活的社会之序即源自天地运行之序,人之德即源自天之德,人道与天道紧密相关。但这种观察的视角由天象而及人事、由天道而及人道的转换,并不是在儒家那里一蹴而就的,它有着自身的一个发展过程,而其根源仍在于原始先民基于生存的压力而对于秩序的要求及由之而生的忧患意识。

      在周前,人们对天地神祇还怀有极高的信赖和敬意,故《诗》有“昊天上帝,则不我遗”、“天亦哀于四方之民”之语,相信天地能以其伟大的德性维护着自然社会的和谐有序,关怀着天下的每个生灵。然而到春秋时期,残酷的现实,悲惨的生活却使人民对于天地神祇的信心发生了动摇,并发出了不满的抗议,“天生蒸民,其命匪谌”,“昊天不平”,“昊天不彻”。但此动摇乃根源于人间秩序的混乱给人民所带来的痛苦,故人们只是对天地神祇监管人间秩序的能力发生了怀疑,但四时、寒暑、昼夜等自然现象的有则有序仍是人类生活的必要前提,而且正由于人间的无德无序,使得“四时行”而“万物生”,公而无私,和谐有序的自然天象更成为人们所要效法的榜样。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