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在帝国主义坚船利炮的袭击和封建腐朽势力的统治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黑暗统治，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发展，激起了中国人民一浪高过一浪的反抗斗争。在戊戌变法维新运动惨遭镇压和八国联军侵华的炮声中中国迈进了20世纪。进入20世纪后，中国人民继续为争取民族独立和现代化而英勇斗争。在这一百年中，中国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与此相适应，中国的伦理道德也实现着从传统道德向近现代道德的转换，并实现着从资产阶级道德向社会主义道德的转型。 一、资产阶级思想家建构资产阶级道德思想体系的尝试 1898年的戊戌变法维新运动，虽然仅仅存在一百零三天，但是它的影响是深远的。戊戌变法维新失败后，戊戌巨子如梁启超、严复等反思变法维新失败的教训，进一步加大资产阶级思想启蒙和宣传活动的力度。严复继19世纪末译出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后，于20世纪初又译出亚当·斯密《原富》、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原名《自由论》）、甄克思《社会通诠》、孟德斯鸠《法意》以及《穆勒名学》等西方名著。他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中真正精通东西方伦理思想并向中国传播西方伦理思想的第一人。他的译著特别是《天演论》在20世纪初的思想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猛烈抨击封建伦理纲常，大力提倡西方资产阶级道德思想，他所提倡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以及“民之自由，天所畀”、“开明自营”、“明两利为利，独利必不利”、“大利所存，必其两益”、“己轻群重”等伦理主张，表明他试图通过吸纳西方道德改造传统道德，以建立适应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近代新道德。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维新失败后，主要从事宣传和著述活动。他发表的揭露批判封建伦理纲常的文章，“条理明晰，笔锋长带情感”（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专集》之三十四，第62页。）。他抨击封建伦理纲常，向国人介绍西方伦理道德，但并不完全否定传统伦理，而是主张将中西伦理道德融合起来。他在1902年撰写的《新民说》中明确提出：“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注：梁启超：《新民说·释新民之义》，《饮冰室专集》之四，第5页。）在这篇名作中，他论公德、论国家思想、论进取冒险、论权利思想、论自由、论自治、论自尊、论合群、论生利分利、论毅力、论义务思想、论尚武、论私德、论民气、论政治能力等，他对于公德与私德、独立与合群、自由与服从、权利与义务、利己与利他以及进取冒险、尚武精神的提倡，可以说是他融合中西伦理思想建立一种新的资产阶级道德思想体系的尝试。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辛亥革命时期的先驱者，在批判封建伦理纲常、学习西方伦理道德思想和建构资产阶级新道德方面，基本上接受了戊戌巨子的思想成果并结合发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要求，进一步发展、提升了这些成果。他们对封建伦理纲常的批判比戊戌巨子们更尖锐、广泛和深入，但他们并没有将封建伦理纲常与传统伦理道德视为等同，而是认为在新道德体系中不应该舍弃传统伦理道德中有价值的合理的内容，应该在赋予新的理解的基础上将它们继承下来。这在孙中山、蔡元培的伦理；思想中体现得最为突出。 孙中山提倡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道德，他说：“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注：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80页。）但他对这些“固有的道德”给予新的解释。如对“忠”，他指出在民国，忠已不指“忠于君”，而是“忠于国”、“忠于民”、“忠于事”。这种“为四万万人效忠，比较为一人效忠”（注：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81页。）是一种高尚得多的道德。他指出在民国，孝也不是“父为子纲”，而是孝敬老人、尊敬师长。他对仁爱、信义、和平也作出了适应时代要求的新解释，为这些传统道德注入了资产阶级的新的思想内容。 蔡元培强调在近现代社会面对列强的侵略凌辱，必须开展并重视“公民道德教育”。他讲：“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揭者，曰自由、平等、亲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三者诚一切道德之根原，而公民道德教育之所有事者也。”（注：蔡元培：《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页。）他用中国传统道德注解自由、平等、亲爱。他说：自由即是“义”，就是孔子所说的“匹夫不可夺志”，孟子所说的“大丈夫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平等即是“恕”，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亲爱（博爱）即是“仁”，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欲达而达人”。在他看来，在现实生活中真正的自由平等很难实现，许多人往往是“企自由而不遂，求与人平等而不能”（注：蔡元培：《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页。）。因此就需要发扬传统道德提倡的亲爱（博爱）精神来加以弥补，以实现真正的自由平等。他的这些认识自然并不够准确，但其试图融合中西道德建构新道德则是很明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