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作《孔子的道德人格及现代意义》（注：拙作提交1999年10月由国际儒学学会主办的“孔子诞辰2550年国际会议”（北京）论文，已着重讨论了仁、义与礼，已收入此次会议的论文集。）提出孔子的伦理哲学的核心是“为人”，即作为人如何使自己真正地成为严格意义上的人。这里进一步讨论道德人格的主要范畴，也就是说，道德人格的行为准则包括哪些内容。在笔者看来，孔子以为道德人格必须具备知、信、忠、孝与弟（悌）等。下面将逐一分析孔子道德人格学说的最主要的范畴。 一、知（智） “知”在《论语》中出现114次之多（本文数字均为笔者统计）， 其中与“智”相当者共25次。在孔子看来，“知”有君子之“知”与小人之“知”的区别，君子之“知”是与“仁义”联系在一起的。《论语》中有这么一段记载： 樊迟……问知。子曰：“知人。” 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 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於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 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於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於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颜渊》） “知人”是善于鉴他人的意思；“举直错诸枉”是说将正直者的位置安排在邪恶者之上，即举贤授能，能举荐贤能者当然是君子；“能使枉者直”是指用这种办法使邪恶者去恶从善。因此，子夏以舜荐皋陶、汤荐伊尹能使不仁者远离为例来说明“知”。不少学者指出“使枉者直”属于“仁”，“举直”是“智”，“举直错诸枉”则是“仁智之事”。这种说法是符合孔子原意的。因为在孔子看来，“举直错诸枉，民则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为政》），即为政之人，必须提拔正直者而遗弃邪恶者，如此才会使“民服”，民所服的是君子这类人的“仁”和“义”；而之所以能使人服，则智者能之。《论语·子路》“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是其注脚。显然，孔子是从道德层面上解释“知”的，含有对仁义道德的体认问题，当然这是君子之“知”而非小人之“知”。孔子曾说：“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里仁》）虽然孔子没说择“仁”而居者为何种人，但从语意中可断定是君子而非小人，因为小人并不注重有无“仁”。君子择“仁”而居为“知”，是因为选择本身就具有对“仁”的判别问题。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欲仁”也包含着对仁的判别与选择。 樊迟另一次问“知”，孔子回答：“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如果联系上面回答樊迟的话，君子之“知”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仁，一是义，或者是对仁义的判断与选择；同时也可看出孔子侧重的是“人”的伦理道德，而对“鬼神”则敬而远之，其实质是孔子不迷惑于鬼神信仰，“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正是这一思想的注脚。这种认识在当时并不是落后的观点，因为在鬼神信仰笼罩着中华大地时，孔子对此抱有怀疑，应该说是属于一种比较先进的重人事的观点。不过，孔子这种侧重人事的观点忽视了对自然界的必要认知，而恰恰是这种缺陷又直接影响到孔子之后的儒家思想家们，使他们也落在这一巢窠中难以自拔。 除了君子之“知”，还有小人之“知”和常人之“知”。《卫灵公》中说：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 此段未谈所“及之”“守之”的具体对象，朱熹认为是“天理”（理），非是；杨伯骏认为是禄位或天下国家之意，恐是。其实，上述是讨论三类不同之人：“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者是无仁小人之“知”；“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与“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虽非无仁小人，但也非君子，只是常人而已。孔子曾批评卫国大夫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公冶长》），这里的“愚”也是一种“知”，是一种处世圆滑的“知”，无论宁武子的“知”还是“愚”，都不是君子之“知”。显然，孔子从道德角度区分君子之知、常人之知与小人之知。 孔子曾说：“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卫灵公》）杨伯峻先生释“知”为“考验”，恐有误，因为在《论语》中，孔子对小人的评价是极低的，故孔子大概不会有给予小人小考验的想法。笔者认为，这“知”是“知遇”之意。此句含义是：君子不可仅给予一点知遇之恩，而应让他担当重任；小人不可给予重任，却可给他一点知遇之恩。如此解释大概更符合孔子原意。此语是讨论国君与臣下关系：即国君要知人善任，然而要知人善任，就必须从道德上判断此人是君子还是小人；当然，能知人善任者本身也应该是有“知”的君子。 与“知”相对是“愚”，“愚”在《论语》中9见。 在知与愚的对举中，有一段话长期以来被解释错了： 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阳货》） 其实，这段话含义是清楚的：只有上等的智者与下等的愚人是不会改变的。但是，有些学者将此演绎为孔子对人性问题，即上等智者与下等愚人的品性会不会改变问题，或说成是对知识的掌握问题，即“生而知之”的上等智者，无须学习就懂得一切知识；而“困而不学”则是“下愚”，即受到困惑仍不愿学习者是愚人。这些观点确有可商榷之处。因为，孔子的哲学是伦理哲学，并不能完全套用现代哲学的认识论或人性论的一些观点来解析。在此，首先罗列两段经常被学者们用来“证明”自己观点的原文：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季氏》） 上述两段话中最关键的是“知之”的“之”的内容，和对“民”所指代范围的判断，它涉及到对孔子思想理解的正确与否。“之”是指示代词是没有疑问的，但所指代的是“仁义之道”！因为，孔子认为君子之“知”是对仁义之道的体认，而上述引文中孔子也明确说自己并非生来就通晓仁义之道，而是“好古，敏以求之”得来的。因此，“求之”的“之”是指仁义之道而非人性。第二段话也从对道德的掌握来区分：生而懂得仁义之道者是上等人，学而懂得仁义之道者为其次，遇到困惑而学到仁义之道者又其次，在困惑中仍不学仁义之道，那么这种人是属于下等的人。这段话的主语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所谓上等下等是从道德角度来立论的，并不是指社会地位高低。有些学者解释“民”为平民百姓，将孔子这段话解释成百姓困惑而不学，所以是最下等的人，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孔子原意。其实，“民”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并非特指平民百姓，下面的“斯”是指示代词，是指代人当中的那些“困而不学者”，因此这段话的意思是：困惑而不学，人之中这部分人是最下等的。其实，在孔子看来，普通百姓也能修养道德，并非只有社会地位较高的士或贵族能修养道德，事实上，孔子批评过士及贵族、甚至国君中不懂仁义之道者，指出他们在道德上是下等之人。这不是笔者有意抬高孔子，因为从孔子学生的出身及他对一些士或贵族的评价可以证实这一点。有些学者翻译此语为“遇见困难而不学，老百姓就是这种最最下等的人”（注：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77页。）， 将孔子描绘成歧视普通百姓的人，确实歪曲了孔子的原意，是不足取的。因此，“唯上知与下愚不移”的准确的解释是指上等智者对仁义之道的掌握与下等愚人不能掌握仁义之道是不会改变的。下等愚人就是指“困而不学者”。当然，这种观点仍带有先验色彩，实际上这是孔子从道德角度上将人分为圣人、贤人、君子、小人各种等级的必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