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这个词在学理上和日常生活中用得很普遍，可是它也是一个经常被人误解的词。在伦理学中，作为一个基本的概念和范畴，也有被误解甚至被否定的倾向。有种观点认为，“应当”是空的，伦理学要讲必然性。有种观点认为“应当”只是一种“诱骗”，是“没有根”的。有种观点主张“要跳出应当，回归实然”。还有人说，讲“应当”就是剥夺人的自由，要自由就不能要“应当”。这些观点从它们产生的背景和批判的态度上看，都有各自的理由，但是认真分析起来，都有对“应当”的误解。因此，对“应当”这个概念有必要加以研究和讨论。 一 “应当”在生活和学理中的重要性 “应当”一词，在中国古代常用“合”、“会”字表示。“会”与“当”通。“会当”有“应当”的意思。“应该”和“应当”是同义词，常用“该当”来表达。中国传统道德哲学偏重于经验和应用，对像“应当”、“应该”这样的概念、范畴，虽然缺乏理论的、系统的阐释，但是有相当深刻的理解和巧妙的应用，值得认真发掘。“应该”和“应当”在英文中的日常用语是Should。学术用语是ought。ought这个词特指道德上的义务、责任。这个词后面加上To be，就赋有未来的、 理想的意义。这些词义都应该体现在“应当”的内涵中。西方伦理学对“应当”范畴有较多的阐释，值得研究和借鉴。 把道德的“应当”从认识中提炼出来，表明人类对伦理关系和道德生活的自觉。在人类初始的进化过程中，这种意识首先萌发于男女杂乱两性关系的危机感。在长期的原始生活中，由于血亲婚配给生命和氏族造成了严重危害，因而引起人类对两性关系“应怎样”的自觉，产生了男女杂乱性交关系的禁忌。最初的规定是在父母和子女之间，后来的规定是在兄弟和姊妹之间，再后来是在近亲之间。开始是偶然的、个别的禁例，后来逐渐成为氏族生活中普遍的禁忌和习俗，逐渐延续形成家庭和氏族伦理的规范。两性关系“应怎样”的观念，就产生于意识到两性关系血亲婚配禁忌的那一界限上，也可以说是产生于由动物向人转变的那一界限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意识到血亲婚配禁忌对于从动物向人类的转变，是极其伟大的发现。当然，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的是发现摩擦生火，制造生产工具。这就是另一方面的生产，即解决吃、穿、住、用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这种生产活动相联系的又有物质交换和社会交往的需要。人们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往行为用一些共同的规则概括起来，使个人服从于生产和交往的一般条件和生活常规，使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协调和交往和顺，于是逐渐形成了一些约定俗成的社会行为规范。这就是“应当”的道德意识产生和规范化的缩影。 从上述意识发生过程来看，“应当”意识的产生使人类真正成为主体。人的意识是在与外部世界的对立中发展的。一是与外部自然环境的对立，使人意识到与自然界不同的“类”的存在；二是与个人之外的他人的对立，使人意识到“自我”与他人的区别。当人意识到自我是在与外部关系中的有限存在时，同时就发现自我与周围世界的无限联系，从而使自我意识带上“应怎样”的想象能力。这就是“在应有中开始了对有限性的超出，即开始了无限性”（列宁《哲学笔记》第113 页）“应有”就意味着超越有限性的无限性。这种“应有”的意识经过千百万次的重复，便形成较为稳定的、约定俗成的词，表达着“应当”的观念，并且在人们的意识中有了先入之见的巩固性和公理的性质。在这里，所谓主体性，就是在“应当”的意识中包含的主动性和理想性。 从人的主体性进化过程可以看到，人的发展是“实存”和“应当”统一的过程。没有对“应当”的自觉，就没有人和人类生活。人类有了“应当”的自觉，就有了道德意识和伦理精神，就有了反映生活的伦理学。中国文化之源的《周易》，就是远古至三代道德意识的结晶。被称为六经之首的《易经》，以占卜的形式阐发了天地人生、行为取舍的道理和法则；指导人们分析条件，善断时机，解疑除惑，决定行为应当如何，以避凶趋吉；阐发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允执厥中”之“大应当”的伦理精神。这些思想一直贯穿中国几千年的伦理文化。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创立的第一部伦理学也讲人生之道，认为人生要达到至善和幸福的目的，就要发挥理性的功能，遵照中道原理，以“应当的目的”、“应当的手段”、“应当的方式”，以及“应当的时间”和“应当的地点”，作出合乎道德的行为选择。亚里士多德在《尼哥马克伦理学》中把“应当”这个概念提到了突出的地位。在他的伦理学中，“应当”就意味着至善的理想、人生的目的和行为选择的中道原则。 此后，以“应当”为宗旨的伦理学始终是伦理学的主流。中世纪把“应当”的要求推向极端，作为上帝的神喻和君主的命令，推行权威主义伦理。文艺复兴的思想启蒙正是针对这种“应当”提出了以人为目的、树立人的权威的“应当”。可以说，“应当”成为欧洲17、18世纪直到19世纪道德哲学关注的焦点。休谟把“应当”作为道德哲学的基本范畴提了出来。康德继休谟之后对道德的“应当”作了系统的论证，建立了思辩的伦理学体系。他的道德学的集中点可以说就是论证“应当”，确立体现道德“应当”的普遍必然性的法则——“绝对命令”。但是康德道德学的“应当”只停留在主体的主观领域，因而受到黑格尔的批评。黑格尔重视客观伦理的发展，把道德只看作伦理发展的一个环节。他把“应当”看作精神对事物规定界限的否定关系。在家庭、社会、国家伦理关系中，“应当”就表现为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后来的伦理学虽然有的反对黑格尔的绝对主义，有的走出规范主义另辟溪径，有些哲学家反对讲道德的“应当”，如叔本华、施蒂纳、尼采、克尔凯戈尔等，但总的说来主流还是肯定“应当”在伦理学中的核心地位，把伦理学看作是研究个人、社会的善和正义的学问。元伦理学则把应当、善、正义这些概念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伦理思想发展史说明，“应当”是伦理学的一个基本的、核心的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对“应当”的自觉和理论认识，就没有伦理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