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跨文化性即两种文化相遇所具有的特殊性。由这个特殊性引起的交际活动短路现象十分普遍：热心扶上了年纪的外国人过马路遭到谢绝；提前到外国朋友家赴约却引起主人的不快（东方人的诧异）；同性朋友手挽手走在街头会引来外国人异样的目光；一位外国人在火车到站整整一小时前就被乘务员叫醒说：“You can wash your face.”彼此都认为对方的行为令人费解，甚至不可思议。这些现象说明，造成文化隔离的远非仅是语言上的问题，还有不少是概念上的问题。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际，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这些文化碰撞，要有效地消除误解与磨擦，需要深入分析潜藏在这些行为背后的那些看不见的力量——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 胡文仲教授（1992）在提出跨文化交际的六点不足时指出：“价值观念研究的第一手材料数量不大，且缺乏系统性。”张后尘教授（1999）又指出：“近来在我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中，价值观念，认知行为，思维模式等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本文将从四个方面对价值观念进行探讨——价值观念的定义、价值观念的形成、价值观念对比尺度、东西方价值观念对比与分析。其中重点对东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四个方面的差异进行较深入的分析和系统的概括。 二、价值观念的定义 文化群落只有在其成员遵循着可以预测的行为模式时才能得以保存。同一个文化群落中，人们的衣、食、住、工作、娱乐以及社会交往都是可以预测的，并且平常得让人往往忽略其存在。这些可以预测的行为模式建立在被称为“价值观”的心理活动之上。价值观是人们对好与坏、美与丑、值与不值、干净与肮脏、正确与错误、善良与残酷、公正与不公正、得体与不得体所进行判断的标准。尽管它对于文化行为的控制起十分重要的作用，却不能被看到，听到或者体验到；尽管它所引起的结果——人的行为很容易被观察到，但对它本身却无法进行直接的调查。价值观寓于人的思想之中，是控制行为选择的心理活动，是人们对周围的世界进行思考并使自己与之适应的活动（Lustig，1988）。 价值是文化的核心。文化差异是在价值观念基础上形成的，在某种意义上，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念为人们的思想、行为提供了一套基本准则，提供了一套被广泛认可的关于什么是“正确”与“可取”的行为方式标准。价值与交际行为的关系是纲与目、深层与表层的关系，交际行为各个层面的文化差异往往都可以在价值观念层面找到解释（胡文仲、高一虹，1997）。价值与文化又不可分割地紧密相连，彼此都只能在对方那里得到解释。 三、价值观念的形成 文化群落中价值观念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主要是因为两种影响文化的力量的作用，即：环境适应（environmental adaptions ）和历史因素（historical factors）。环境适应是指一个社会群落为了生存去适应外界的各种约束的行为，如：严酷天气的约束，对某种食物、某些原材料的可获性与不可获性的约束，预期寿命、人口出生率之类的生物力量的约束。这些外界约束直接影响这个社会群落的生存能力。历史因素则指某个社会群落中的战争、传统习惯、经济发展、以往的经历、法案、对个人的权力分配等影响价值观念形成的历史事件，这些历史事件构成了这一群体的心理活动的一部分。 为举例说明这两种力量对价值观念形成所产生的影响， Singer （1987）描写了19世纪末人口、宗教、自然资源、预期寿命等对爱尔兰和印度两个国家的某些社会价值观的形成产生的影响。当时的爱尔兰人口相对于可获得的食物而言已经过剩，食物短缺严重，迫切需要控制人口增长，但爱尔兰人大多数是天主教教徒，无法接受人工控制出生率的方法。鉴于价值观对生育控制所起的消极作用，面临人口过多、食物缺乏等众多问题，一个新的文化价值观念悄然形成：妇女不应该在30岁之前结婚。晚婚晚育使人口增长率得以下降。 大约相同时期，印度面临严峻的经济形势，但当时的人均预期寿命只有28岁，几乎一半的小孩5岁前夭折。基于这一现实， 一个新的文化价值观念逐渐形成了：印度妇女十二三岁时结婚更好。这样一来，印度民族生存下来的可能性就增加了。 Singer认为，这些激进的文化适应行为都是无意识的。这些社会在面临使自己适应环境的需要时，如不成功，就会遭来灭绝的可能。 另外，价值观念的形成也深受各民族的圣贤、哲人的思想及其著述，以及早期的宗教活动的影响。如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就深受《圣经》的影响。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都宣扬对上帝的爱高于一切，甚至包括亲情，这种对上帝的崇拜就产生了至今对西方社会仍有很大影响的价值观念：“天职”概念。现在西方流行的一些价值观如为知识而知识，为美而美，为昌隆而昌隆等，都是由“天职”概念演变而来的。中国古代圣贤如孔子、孟子、荀子、庄子的思想及其儒家学说、道家学说、易经哲学等对当代中国乃至整个东方世界的价值观形成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个社会群落的基本价值观念一旦形成，就会牢牢扎根于人们的心中，坚若磐石，挥之不去，而且代代相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