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全球化（globalization ）的过程始于经济的全球化发展，资本一旦出现，它必然会按照其内在逻辑——为了赚取利润而无限扩张地发展，对此马克思早就曾经预言。而电脑及相关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又把人类推进了网络和信息的时代，这反过来又再进一步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或者说“全球化在通讯技术和科技发展中所遇到的障碍是最小的。因为通讯技术在当今已几乎不可能被置于某一个人的控制之下。”（注：E·霍布斯鲍姆“国家与全球化”， 邓浩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8年第8期，第35页。）我们知道1769 年开始的工业革命使人类告别传统的农业社会而进入工业社会，而从1946年第一台电脑的诞生到现在，人类又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和社会——信息时代、信息社会。无疑，“我们正处在由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的转变之中，而一转变将开启人类文明的新时代。”（注：朱葆伟、金吾伦“社会的信息化与观念变革”，光明日报1997年，理论与学术第88期。）当然，社会的这一变迁必然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带来巨大的影响，原有的伦理价值和伦理观念也必然受到了冲击和侵袭。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问题和伦理问题不断浮现，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讨论。 全球化与信息时代的社会问题和伦理问题 快速变动和不确定性显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反射在人们的伦理和价值观念上，普遍的表现就是人们不再对传统的伦理和价值观念确信无疑，而是充满了怀疑和不信任，同时对未来也充满了忧虑。由此导致了伦理相对主义和怀疑论的盛行，而相对主义和怀疑论发展到极点就必然会产生对善与恶、 是与非、美与丑等的判断与衡量标准的丧失，也就是说在很多问题上似乎已经没有标准而言。在现实世界中则表现为：政治生活上的腐败和以权谋私等寻租行为成为当代社会的严重社会问题，严重影响到了普通人对道德生活的追求并降低了他们的道德水准；经济生活中的欺诈等各种短期行为不仅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经济秩序，而且也冲击了整个社会的道德防线；文化和艺术的多元化和丰富的发展、生活的艺术化一定程度上导致人们更加注重追求审美的价值（美与丑）而淡化了对与错的道德和价值判断；另外，由于“法的影响力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人转向依靠法而忽视了道德的力量。”（注：马云驰“应当与是——从道德命令到道德关怀”， 《深圳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第55页。 ）也就是说人们逐步转向依靠外在的法的力量而忽略了自我的内在的道德力量。换言之人们逐渐放弃了对自我的内在的道德追寻，放弃了自己本应有的道德责任。 在信息网络时代，计算机犯罪已经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棘手问题。而且有资料显示，计算机犯罪的主体主要是青年，是那些拥有丰富的计算机知识并通晓网络通信、解密访问规程等技术的所谓的电脑“黑客”。现代社会由于计算机在各领域的普遍使用，所以使得计算机犯罪影响到了小起市民生活大至国家机密等的广泛领域。电脑“黑客”的肆意横行一方面与我们的有关的立法没有能及时跟上信息技术的发展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年青的“黑客”们缺乏社会与个人的责任感有关，“青年群体中出现的计算机犯罪，源于掌握计算机技术的一些青年人的道德行为的失范，而道德行为失范的原因，又根源于社会的道德滑坡。”（注：赵祖地、周其力“计算机犯罪与道德建设”，《道德与文明》 1999年第4期，第24页。） 不仅如此，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有的历史与客观背景，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冲击之下，社会问题与伦理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和尖锐。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混乱、无序。首先，由于全球文化的交融，信息膨胀及其传播途径的多样化，对个人特别是对青少年来讲，可以说是耳目不暇，造成的结果或者是在没有来得及进行理性思考和判断并选择性地接受之前就可能已经转化为自己的东西，或者是面对太多的信息而无从选择，由此陷入混乱和困惑。其次，由于大多数的人在文化观念上，面对或选择了不同的东西，那么，不管是教育还是宣传都很难再像以前那种封闭式的环境下，很容易就把人们的文化和思想统一到某一认识的共同点上，这正是我们的教育和宣传部门不可回避的客观事实。总之，文化和思想上的统一并不容易，但多元化和无序的状态却是事实。第三，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区间发展极不平衡，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过程也呈现出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特征。在西方，自20世纪70年代已经开始进入信息社会（information society），并且，信息（information）正逐渐取代资本（capital）而成为关键的资源。（注：Michael.Cahill The New Social Policy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4,P8.）而中国社会的实际则是，一方面，我们要实现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这是对于广大的农村和落后地区而言），另一方面又同时要迎接信息时代的来临和挑战（东部沿海的发达地区）。因此说“中国社会的时代变迁具有双重意义。一是由古典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二是由农业时代向工业和信息时代做双重跨越。”（注：任剑涛“信息时代伦理整合的传统资源”，人大复印资料《伦理学》1998年第5期，第41页。 ）这就意味着我们社会在总体上要在同一个时间内实现和完成两种转变，也就是说我们现阶段的社会转型是双重的。因此，我们所面对的由于社会的双重转型所带来的问题和矛盾必然会更加复杂和激化。显然，在立法尚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健全、在原有文化与价值已被冲击和侵袭，但新的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尚未形成的时候，混乱和无序是在所难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