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即将过去了，回顾这一个世纪东方哲学的足踪，我们可以对东方哲学的转型及其社会意义有比较深切的认识。19世纪至20世纪是东方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被压迫的群众开始觉醒起来，参加了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从土耳其、波斯、中国革命扩展到了整个东方地区。随着东方民族主义运动与思潮的蓬勃兴起和发展，作为这种思潮基础的哲学也开始活跃起来，向着新时代变革。东方哲学不仅是一种世界观、价值观、道德伦理原则和宗教情感，而且也是一种文化结构模式。很多东方的政治家、思想家都是根据自己民族哲学、文化传统去塑造自己国家发展的蓝图并据此进行行动。纵观这一个时期东方的哲学、文化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地区或部分：东亚和东南亚是以中国的儒释为辐射点和伊斯兰教、印度教文化及当地文化、信仰相互融汇的地区；南亚是印度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和佛教文化并存的地区；西亚、北非则是以伊斯兰教哲学文化为中心的地区。由于在这些国家中宗教在社会政治生活中长期占有统治地位，政治、哲学、艺术等等一切意识形态都囊括在宗教思想体系之内，无不打上神学的烙印，特别是宗教和哲学是难解难分的。一位阿拉伯著名的专家曾说：“宗教与哲学并无明确界限，宗教中有哲学成分。相反，如果哲学仅仅被作为王权的工具，那么哲学也就不成其为人明智的科学，而变成一种新的宗教了。”例如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常常是以宗教哲学为号召的，甘地、提拉克等民族领袖都把他们的斗争安置在印度教的基础之上，他们的种种斗争方式，如非暴力、绝食等等也都是宗教的。印尼苏加诺在创立新国家时提出的“五基”（民族主义、国际主义、民主、社会繁荣和信仰神）也把宗教列在“五基”之中，他认为，伊斯兰教是“纳沙贡”的基石。阿拉伯地区近现代掀起的各种政治、社会文化改革运动常常是以复兴伊斯兰教、泛伊斯兰主义和伊斯兰社会主义相号召的。在缅甸、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地区发动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佛教一直被作为民族独立的旗帜和复兴传统语言文化的象征。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断言：东方哲学的复兴、转型首先是在近代民族主义运动和社会运动中逐渐发展起来的。 从本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东亚地区在经济上有着持续的飞跃的发展，出现了“经济的奇迹”，与此同时，在文化上也呈现出某些繁荣的景象。因此，有人预言21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或者“东方的世纪”。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都在寻求发展的原因，有人认为，亚洲经济的日益发展是与它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亚洲的民族宗教、哲学意识或者文化正在作为国家或民族之间的关系准则，日益起着重要的作用，亚洲的价值观、伦理思想形成了使东亚社会实现经济繁荣、进步，公民关系和谐以及法律秩序的基础。不少人欢呼东方的传统文化已经觉醒并在所有建设生活中释放着巨大的能量。有些人还把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推向极端。例如缪尔·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一文中写道：未来的世界不是按意识形态或国家划分，而是按文明来划分，文明主要指的是宗教、哲学，文明的差异是未来世界发生冲突的根源，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是国际政治的主线，儒教—伊斯兰教将成为西方文明的主要威胁。亨廷顿这个观点我们当然不能同意，但它确实提出了一个新的观察世界政治、经济的视角，承认文化因素，特别是人的精神上的追求、宗教信仰、世界观、价值观等等对经济所起的推动作用。 东方文化或亚洲文化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多元的文化。我们通常所说的亚洲文化应该包括东亚文化、南亚文化、东南亚文化、西亚文化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东亚文化。而东亚文化中最重要的传统是起源于印度，繁荣于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越南的佛教和起源于中国发展于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儒、道，儒释道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混合的基础。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民族、宗教、哲学的因素。这些就构成了东亚经济模式的历史文化背景。另外，东亚文化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近代，它曾经吸收不少西方的思想和文化。如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后，朝野一致强调“脱亚入欧”，到了现在，又有一些人强调“脱欧（美）入亚”，其重要原因是日本的经济开发、投资重点已转向亚洲。当然，日本的文化和哲学在融合东西方面是做得比较成功的。所以我们谈论东亚文化和东亚价值观，既要看到它的历史文化传统的一面，也要看到它吸收了西方思想文化的一面。 什么是东亚文化的文化模式或理性构架？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尊重权力，个人服从社会，步调一致，牢固的家庭价值观念，勤劳节俭，重视教育等等。新加坡的外交家科埃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列举了在东亚操作的10项策略：人民和国家之间订立社会契约，保证基本需要，维护法治，自力更生，不提倡福利主义，良好的道德环境，反对西方个人主义的极端形式等。这10项操作策略确实是建立在东亚文化价值观特别是儒学的基础上的，因之得到了东亚和东南亚很多国家和人民的呼应。很多学者、政治家都强调儒学对亚洲“四小龙”和中国、新加坡所起的现代影响，与此同时，也得到了欧洲舆论界和学术界的重视，例如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访问中国之后曾在德国《时代》周刊（1992年5 月）上撰文说：“垂直的实力主义倾向、由年龄构成的阶层秩序、学习欲望、节俭主义、家族及集团的团结性等，这些形成了儒教的文化遗产。它完全不同于欧洲及北美的宗教伦理的精神概念，但是它可以产生同等的经济效果。西方世界恐怕不能不承认，深深扎根于与西方世界大不相同的文化中的人们，即便没有欧美人所认为的不可缺少的民主制度，仍然可以幸福地生活。”美国著名作家劳伦斯·哈里森在《纽约时报》（1996年6月2日）著文称：“东亚的成功——包括日本——很重要的原因是——‘儒教’（社会精神的特质还包括道教和崇拜祖先的因素）。这些价值观强调了工作、教育、美德、未来和节俭。它使人回想起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引为工业革命动力的新教道德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