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反思的学问，反思人的自身及周围世界。反思自身是直接为了人生，反思周围世界，最终也是为了人生。所以哲学说到底乃是人生哲学。中国古典人生哲学是直接的人生哲学，自孔老以迄近世，各家所论莫不以人生问题为中心。中国哲学之特色也由此而来，所谓实用理性、经世致用、人文主义，皆可由此得到解释。相应地，它也决定了中国哲学的优劣短长。人生哲学的中心是人生价值论，即人生的价值是什么及如何实现这种价值。价值观的异同基本上决定了各家各派的分合：诸子之别，百家之分，在根本上是源于关于人生价值的分歧，而孟荀各执己见，程朱陆王互相攻讦，却基于人生价值观的相投，因而并列儒林。 从文化和历史而言，它是建立在人的活动的基础上的，是人的活动的结果，人的活动也就决定了文化和历史的状态、性质和演进。人的活动是人的生存方式的表现，而人的生存方式则是由人生价值观所决定的。因而，在根本上，人生价值观关系到文化和历史的发展。中西文化和历史的差异可以在各自的人生价值观上找到根源，人生价值观实际上正是其差异的最深层和最核心的部分。 一 人是什么？大千世界中，人居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这是人向宇宙及其自身首先要提出的问题，也是论一切人生价值的原点。中国古代思想家大都认为人在宇宙万物之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如老子说：“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注：《老子·二十五章》。）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注：《孝经·圣治》。）荀子认为人“最为天下贵”（注：《荀子·王制》。）。董仲舒说：“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注：《春秋繁露·人副天数》。）在宇宙万物中特别凸现人的崇高和优越地位，从而中国古典人生价值论的基调就确定下来。 在这种基调下，就有两个方面的问题要处理：其一，人与天（天地）的关系；其二，人与物（禽兽万物）的关系。中国古典思想的基本倾向是将人与天相沟通，以提升人的地位，这是“天人合一”；又将人与禽兽万物区别开来，以显示人的尊贵，此乃“人禽之别”（注：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哲学关于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有两种学说，一种认为人是小的，一种认为人是卓越的。前者以庄子为证。笔者认为总体考察庄子思想，庄子实际上并不是把人看作是藐小的，只是将人看作万物之一物而已。而且，这也仅是庄子的理论手段，在最终目的上，庄子还是要通过与万物为一而实现与天地并生。）。“天人一也”（注：《春秋繁露·阴阳义》。），“天人本无二”（注：《二程语录》。），“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注：《礼记·礼运》。），“人受命于天，故超然异于群生”（注：《汉书·董仲舒传》。）……。但天人怎样合一，人禽又如何别之？ 人，一血肉之躯，以生为起点，以死为终点，其暂时性有限性和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人的这种限制与天的恒常性无穷性和绝对性就必然形成一种紧张关系，给人带来恐惧和压力。这是人类在其出生之始就感到和面对的。为解决这种紧张关系就产生种种巫术、语言、神话、史诗，进而宗教、艺术、哲学等，从而就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对此中国古典思想的解答是，人可以突破自身的限制而具有与天一样的特性。最早提出并思考人生价值问题的是范宣子和叔孙豹，他们虽然立场不同，但都以“死而不朽”来回答这个问题（注：《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注：《论语·卫灵公》。）老子有“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人乎”（注：《老子·二十三章》。）之忧，庄子时发“吾生也有涯”（注：《庄子·养生主》。）之叹。他们都不把人生的价值放在生成毁灭的生命感性的现世生存中，而是寄托于生命意义的永恒存在上。因为“年寿有时而尽”（注：曹丕：《典论·论文》。），人的感性生命在现世无论怎样延长，在变动不居的大化中，总归于毁灭，湮于无闻，不可能保持永远的存在。怎样在流变之中实现人的不变和永恒，就成为人生价值之追求。超越感性生命，超越现世，实现人生的永恒性和超越性，正是中国古典人生价值的追求。 人生价值的永恒性和超越性表现在时间上，就是不局限于当世，有超出人的一生的永久价值和无穷意义。有永久价值和无穷意义的是什么呢？在叔孙豹“虽久不废”的是“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注：《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在孔子则要求士为“不亦远乎”而以“仁”为己任；在孟子则要人抛弃“将亦必亡而已”的“人爵”，而“修其天爵”（注：《孟子·告子上》。）；在宋儒乃是“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天理”；而老子因“人不能久”，乃“从事于道”——“无为之道”；庄子感“事之变，命之行”，是求顺乎自然的“至人”、“真人”，从而实现“死生无变于己”与无成无毁的天道一体（注：《庄子·齐物论》。）。 人生价值的永恒性和超越性表现在空间上，就是不局限于个体本身，树立起普遍的典范意义，影响遍及于他人和后人。无论儒道墨法，各家均有自己的理想人格。儒家的“君子”“圣人”既是“正心诚意”的个人修养，更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实现。在儒学中，政治之政就有以道德之正施于他人之意（注：《论语·为政》：“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颜渊》：“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子路》：“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两千年来，君子圣人也确实在事实上成为中国人的道德典范，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就是老子“从事于道”的圣人，也“为天下式”（注：《老子·二十三章》。）。庄子称得“道”的“真人”为“大宗师”，正说明了庄子对普遍的价值典范的寄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