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代新儒家的一条理路 道德化儒学一直是当代新儒家中一个主要方向。这种对传统道德的呼唤不仅仅是一个即将消逝的文明的缥缈绝唱，而且它也是对20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进入现代化时经历的各种失误、苦难和磋砣的针砭与评判。对20世纪后半叶亚洲一些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地区的经济成功的总结和褒赞，甚至被当成医治西方文化种种现代病的良药、验方。一个古老的文明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正在历经脱胎换骨般的再生。 出于对伦理学和道德问题的基础追问，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们几乎都考虑到了儒家伦理作为一种宗教实践的问题，但他们更多地是真正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与宗教都有较深刻的同情理解，而不仅是有一种狭隘的本土文化情怀或宗教信仰。尤其可贵的是，不少新儒家学者是将社会伦理问题、道德修养问题与民族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联系起来考虑的。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考虑儒学道德化的问题才引起了我的兴趣。 可以将贺麟先生作为较早一代新儒家的理论代表。他认为，“一切经济或一切金钱，其背后均有道德的观念和意识的作用在支配它”；“西洋资本主义最初的兴起，亦是由于少数具有经济天才的豪杰之士的自觉的道德努力”，他们“能合法律的途径，用科学的技术，本道德的信心以完成其事业，故其能创造西洋近代灿烂的物质文明”；而“中国近几十年来，因剥削、贪污、投机而致富的军阀官僚奸商，人数当然不少，但因将财产存在外国银行，反为外人利用以剥削国人。所以这类的资财，不仅没有经济价值，反而有害于国计民生。其故无它，即由于这是无道德背景、非为道德所决定的经济”。（《参见《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9—30页）要改变这种状况，贺先生认为有必要培养更多有学问修养的“儒工”、“儒商”，使之成为社会的柱石。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首先要有道德观念的现代化，而道德观念的现代化就是儒学、礼教的现代化改造和新生。 那么，贺先生主张的道德又是什么呢？那就是“五伦观念”（“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五伦常”）和“等差之爱”（“亲亲、仁民、爱物”和“推己及人”，其反面是“兼爱”、“专爱”和“躐等之爱”）。贺先生以为，现在的工作就是要“从旧礼教的破瓦颓垣里，去寻找出不可毁灭的永恒的基石。在这基石上，重新建立起新人生、新社会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参见“五伦观念的新检讨”，《文化与人生》第51—62页）贺先生的这种精神状态与西方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精神状态有某种相似，或许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那时中国的社会发展状态与启蒙时代的西方比较接近，而如果考虑到民族解放战争正战火熊熊，那么这时的中国就比启蒙时代的西方更悲壮。而到了80年代，贺先生30、40年代的旧著《文化与人生》重印再版，这是他旧话重提；中国的现代化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杜维明先生可以被看作新儒家稍晚一辈的代表。在探讨新加坡的成功经验时，他似乎不仅倾向于同意某些西方学者的概括，如将儒家伦理在其间的表现描述为“对公司的忠诚、集体环境以内的协调、合作”等（见《新加坡的挑战》，三联书店1989年中译本，第30、32页），并进而将新加坡经验归结为一种特殊类型的资本主义。他说：“这种特殊类型的资本主义强调自我是各种关系的中心，义务感，自我约束，修身，取得一致意见和合作。它高度重视教育和礼仪。它注重信用社区和政府的领导。其经营的风格涉及既学习一整套实际技能又学习如何工作的一种程序和仪式。”（同上书，第109页）这里， 成为完人的自我具有决定性意义。杜教授虽然将“学做人”定义为儒家道德修养的最终目标，但其核心价值仍然在于五伦关系，只不过他更明确地强调了其中的互惠关系，更注重个人修养的不断超越特征。这里，“做人”甚至被界定为一个从“善人”到“真人”，“真人”而“美人”，“美人”而“大人”，直至“圣人”乃至“神”的一个永无休止的过程。“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曾直接扭转了西方学术界在传统儒学与东亚现代化进程关系问题上一派否定看法的局面，而在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在这个问题上的肯定看法又需重新思考。 1940年，贺先生在大后方昆明的刊物《战国策》上发表《五伦观念的新检讨》一文，表示要从旧礼教残垣中发掘出它永恒的基石，而杜先生恰好在同一年、同一个城市里出生。这当然只是一个历史的巧合，但两位学者的思路实在是太相像了。（1 ）他们对传统儒学的态度是一致的：“五四运动”批判了的政治化的儒学（即旧礼教）是要不得的，而道德化的儒学必须发扬光大；（2 ）他们对儒学伦理核心价值的理解是相同的：强调互惠的五伦关系；（3 ）他们对儒学复兴方式有共同的看法：强调个人修养，回到道德之心；甚至（4 ）他们在西方的理论参照物也是一样的：注重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观点和对社会主义（socialism，又译为民生主义）理念的某种认同。 正是二者间这些经过深思熟虑的理论共同点使我们有理由将其视为当代新儒家的一条理路或一个传统。 二、儒家伦理和市场伦理 对于“五伦观念”，贺麟先生是特别看重的。1988年，他的《文化与人生》再版，在4页半的“新版序言”中， 贺先生以两页半篇幅专谈韦政通先生在1973年对其“五伦观念的新检讨”一文的评论，并说：“我读了他（指韦先生）的这一部分文章，好似空谷足音。国内有的学者，多不加理会，甚至有对它（应指‘五伦观念的新检讨’）作过左的批评者。而韦先生则称其‘仍然有新鲜之感，一点也不过时，现在我们仍正在朝这个目标努力’。又如说‘不但态度客观，且确已把握到传统伦理的本质，尤其对等差之爱的补充，以及对三纲的精神更是作了颇富创意的阐释’。真令我感到‘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