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孔孟儒学的伦理道德范畴体系中，仁与孝两者关系十分密切。孔子在《论语·学而》中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认为孝悌是仁的基础。孟子则曰：“亲亲，仁也。”（《孟子·告子下》）“仁之实，事亲是也。”（《孟子·离娄上》）将侍老奉亲作为仁的实质。孔孟的仁孝观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尤其对二程理学思想体系中“知医为孝”说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本文拟对这一颇具特色又鲜为人所论及的问题作一探讨。 一 “仁”是孔孟儒学的最高道德原则，“爱人”则是孔子对仁的简明概括，其基本涵义包括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友善与关爱。孟子又将恻隐之心即同情心融入“仁”中，把仁作为自然所赋予人的最可贵品质。而“孝”在孔孟那里更是一个涵盖非常广泛的范畴，举凡与尊敬、奉养、顺从等等相关的内容都体现了孝道。既然孝被孔孟作为仁的根本，仁的实质，那么仁在他们那里则被视为孝的最具体、最直接的体现。 在古代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社会中，人们的所爱必然是有差等的。首先是父母之慈子女之孝，接下来依次是兄弟姐妹之友，夫妇之爱，朋友之信等等。这种排列次序在孔孟看来是很正常的，在整个古代社会也多为人们所接受和赞同。作为为仁之道的首要选择，儒学的创始者自然十分重视亲子之间的情感交流，并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尊敬、爱戴和赡养。孔子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里仁》）喜则因为父母年高寿长，惧则因为其体衰身弱。因此“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同上），而要经常在父母面前尽些孝心。孔子又说：“今之孝者，是为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仅仅是奉养还不够，要对父母表示真诚的敬意，这就是所谓“生，事之以礼”（同上）。尽管孔子亦说父母死后要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甚至认为“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但总的来说孔子还是认为父母活着的时候尽孝道才是最重要的。《论语·雍也》中有这样一段话，其云：“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这里的“仁寿”之说，后人解释颇多，但多从道德修养的个体自身来论述的，如董仲舒《春秋繁露·循天之道》说：“仁人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静，心平和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养其身，是其且多且治。”何晏《论语集注》：“性静者多寿考。”邢昺疏曰：“仁者寿，言仁者少思寡欲，性常安静，故多寿考也。”其实上述所论仅注意到了仁，对寿字却未做考察。“寿”字《说文》释为：“久也，从老省。”在金文中的寿字或表示以手搀扶长寿老人，或是从用手奉食器于老人之会意（注：容庚：《金文编》。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寿即年老命长之意。仁既以孝以本，仁寿之说应该包含有仁孝之说的基本内容。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不仅是在说自己本身陶醉山水之间，而且也有以自然风光使老人更好地颐养天年的意思。笔者认为，参诸《论语》其他内容亦可找出佐证。《季氏》：“孔子曰：益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善，乐多贤友”；《学而》：“未若贫而好乐”；《述而》：“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八佾》：“乐而不淫”。上述所引之“乐”就不仅指一己之乐，而是把“乐”加以泛化，成为人人都应该获得的道德情感。由于它是积极的、正面的，所以方有益于寿命的延长。但是，老人长寿的大敌就是疾病，孔子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十分深刻的。《论语》一书中记载了不少关于生病的内容。《雍也》篇记述了颜回之夭，伯牛之疾；《泰伯》篇中有“曾子有疾”；《卫灵公》篇则有“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述而》、《乡党》、《子罕》诸篇中还较详细地记述了孔子本人患病的情况。因此说，无论是事亲、养身或其他情形，都面临着疾病威胁的严酷现实。《论语·为政》中有这样一段话：“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是忧。’”短短一行字，历来却为学者争论不休。关键问题是在“其”是指父母还是指子女上。《淮南子·说林训》：“忧父之疾者子，治之者医。”高诱《注》曰：“父母唯其疾之忧，故曰忧之者子。”王充《论衡·问孔篇》：“武伯善忧父母，故曰：唯其疾之忧。”上述注者皆认为“其”指父母。刘宝楠从马融之说，其《正义》解释为：“孟子云：守孰为大，守身为大，守身所以事亲。故人子当知父母之所忧。不妄为非，而不失其身矣。不失其身，斯为孝也。”认为“其”指子女。依笔者看，这里姑且不去争论是父忧子或是子忧父，孔子所关注的焦点应该在“疾”上。《论语·述而》：“子之所慎：斋、战、疾。”《论语·雍也》又道：“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表现出孔子对疾病的深恶痛绝，他将疾病视作如战争一样残酷无情，如斋戒一样要高度重视。因此，孔子对医道是十分留意的，对于人的生理、病理以及药理等各方面知识都有一定了解。《论语·季氏》中认为君子“少之时，血气未定”，“及其壮也，血气方刚”，“及其老也，血气既衰”，因此在这三个不同的年龄阶段，要分别注意戒色、戒斗、戒得。这话至今看来仍是至理名言，它包涵了预防医学的基本认识。《论语·子路》中则有：“南人有言，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尽管对这里的“巫”字有种种解释和不同的理解，姑且还是先撇开其不论，单就“医”字而言，孔子认为知医绝非易事，需要恒久不懈的努力钻研，说明孔子对治病救命的医者是颇为重视的。《论语·乡党》又载：“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这段话是颇有深意的，但历来为论者所忽视，以为不过是夫子在受礼时的谦虚表现。其实不然，这里非常明显描述的是孔子对于药物所持的谨慎态度，表现出他的清醒的理性精神。虽然是对康子所赠的某类药物的功效不甚明了，但从反面证明孔子具有一定的药物学素养。对疾病的重视首先是从父母子女之间开始的，因此可以说孔子仁孝之道也由此而展开。 孟子对孔子仁孝思想作了进一步拓展。他认为孝是仁的实质，因此“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孟子·离娄上》）又说：“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孟子·万章上》）关于如何“养”，孟子讲了不少具体措施，如《梁惠王上》中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再如《尽心上》：“所谓西伯善养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不暖不饱，谓之冻馁。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者，此之谓也。”由侍老奉亲，联想到规田宅，植林木，畜鸡豚，而使天下老年人得以温饱。孟子对如何调养身心也有论述。身体为精神之载体，因此孟子认为：“人之于身也，兼所爱。兼所爱，则兼所养也。无尺寸之肤不爱焉，则无尺寸之肤不养也。”“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养之者。至于身，而不知所以养之者，岂爱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孟子·告子上》）人应该对自己身体的每一寸肌肤都要精心调养和爱护，如果一个人连爱身养身都不知道，那就真正是不可思议了。对于精神的调养，孟子更有心得，他认为“养心莫善于寡欢。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下》）养心的枢要则在于减少欲望，在于内心的平静与安详，所以孟子有“我四十不动心”《孟子·公孙丑上》之语。但养心并不是绝对的心如止水，而是要正常地发挥其功能，他说：“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所以养心又需用心，“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同上）心要经常运用经常调理，否则就会如游骑无踪，涣散而迷乱，那就不可救药了。孟子也强调精神快乐：“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孟子·离娄上》）快乐以至于手舞足蹈可以长寿，这种快乐应该与他人一起分享，“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人。”“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众。”（《孟子·梁惠王下》）孟子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发挥孔子爱有差等的观点，从父母子女的亲情为出发点，推而广之。他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孟子·尽心上》）又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尽管推恩之说已经进入了政治学说的范围，但其依然离不开孔孟仁孝观念的思想基础。孟子既然如此重视生命，重视孝道，自然也不会对疾病的危害熟视无睹，《孟子》书中，提到的有风寒之疾（《公孙丑下》），好货劳心之疾，好色劳精之疾（《梁惠王下》），痈疽与瘠环之疾（《孟子·万章上》），精神疾患（《滕文公上》）等等。孟子对疾病的治疗，对药物的性能都有一定的认识，《孟子·离娄上》说：“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据说这是对艾炙治病的较早的文字记录。此外，孟子还引用《尚书》“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之语，这说明孟子对药物的毒副作用与治疗效果的关系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孟子还指出，举凡医筮技艺诸科，都必须谨慎郑重从事，《孟子·公孙丑上》说：“……巫、匠亦然。故术不可不慎也。”“术”就是指包括医学在内的各种技艺，孟子又有“仁术”之说，语见《孟子·梁惠王上》，原本意思指将恻隐之心付诸于实施的具体方法，后来人们专门将医术称为“仁术”，想必和医术确实能够体现孔孟所谓仁孝之道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