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一谈起古希腊，心中便会产生温馨的“家园感”，但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是永远不会产生类似感觉的，因为西方文明的源头是古希腊，而我们中华文明的源头则是黄河、长江流域。中西文明源流不同，性质当然也相异。西方文明重视实证分析，重逻辑思辩；中华文明则尤重伦理道德践履。具体而论，孝文化由孔子奠基，而在哲学上进一步将其体系化、思辩化的人物则是曾子。唐文治先生在《曾子学》一书序言中云：“曾子之学，传自孔子，孔子之学，传自老子。是曾子之学，承老、孔之学为学也。曾子之学，传诸子思，子思之学，传诸孟子。是曾子之学，开思、孟之学以为学也。”由此可见，曾子在中华文化的薪传流变中乃是一承先启后的人物。曾子以“孝”著称于世，其孝道传自孔子，孔子云：“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①又云：“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②孝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社会立足点，同时由内至外，又是政治关系的基本准则。但是，孔子人伦的基本内核是“仁”，“仁者爱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追求“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大同理想境界，孝仅仅是孔子伦理观的内涵之一。“参也鲁”，他在师承孔子孝道的基础上，经过自身“三省”体悟，遂将孝道无限扩大、膨胀，使之成为绝对的、终极性的道德之源，是总摄仁、义、礼、信等道德范畴的“大经大法”：“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③“夫孝者，天下之大经也。”④不唯如此，孝而且是无所不在、适用于社会一切领域、指导人类一切行为的、普遍而永恒的终极性法则：“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⑤“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衡之而衡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至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⑥这种解释哲学将本来外延很窄的孝伦理范畴扩充为无所不包、蕴涵一切的世界观和道德本体论。 儒家之孝，立足于家庭人伦。曾子云：“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礼之贵。”⑦人伦之孝有两大原则：一为忠，二为礼。忠指发乎内心的敬爱之情，礼指恪守孝之礼仪。基于忠、礼基石之上的人伦之孝，包含着以下几层含义： 其一，养亲。《诗》云：“哀我父母，生我劬劳”。父母抚养子女含辛茹苦，历尽艰辛，子女成人后当思鸟兽反哺之情，尽心尽力供养双亲、照料双亲，使父母在物质生活上尽可能地得到满足，这是儒家孝论最基本的要求。“往而不可还者亲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养，而亲不待也。”⑧青山不老，韶光易逝。俟至子女成人，父母年事已高，在世之日有减无增。子女养亲应有紧迫感，安身处世应以奉养好双亲作为基本价值尺度。因此，曾子提出了一入仕原则：父母在时，子女应“不择官而仕”。“故吾尝仕为吏。禄不过钟釜，尚犹欣欣而喜者，非以为多也，乐其逮亲也。既没之后，吾尝南游于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榱题三围，转彀百乘，犹北向而泣涕者，非为贱也，悲不逮吾亲也。故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约其亲者，非孝也。”⑨官位虽低，俸禄虽薄，但能供奉双亲，人生价值已得到实现；如果一定要等到高官厚禄、荣华富贵之时才想起奉养双亲，那是一种不孝行为。 其二，敬亲。孟子认为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几希”之别就在于人类有道德观念。孔子云：“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⑩供养双亲仅是人伦之孝的初始要求，只有建立在忠心敬爱血缘情感之上的养亲，才是真正合乎孝道的，否则与禽兽生理本能并无性质之别。何为敬？曾子自释云：“君子之孝也，忠爱以敬，反是乱也。”(11)敬的基本含义为忠心之爱，敬亲是指建立在敬爱之心基础上的血缘情感。敬亲是养亲的伦理尺度，敬亲基础上的养亲才是合乎人伦孝道的。《盐铁论·孝养》载：“周襄王之母非无酒肉也，衣食非不如曾晳也，然而被不孝之名，以其不能事其父母也。”周襄王位居九五之尊，天下为家，应有尽有，但仍蒙受“不孝”恶名，其原因就在于周襄王之孝只是一种“养口体”之孝，而不是“养志”之孝。《孟子·尽心》篇讲了这样一则小故事：“曾晳嗜羊枣，而曾子不忍食羊枣。公孙丑问曰：‘脍炙与羊枣孰美？’孟子曰：‘脍炙哉！’公孙丑曰：‘然则曾子何为食脍炙而不食羊枣？’曰：‘脍炙所同也，羊枣所独也。讳名不讳姓，姓所同也，名所独也。’”曾晳喜食羊枣，曾子因而忌食羊枣，以示对父敬爱。这种行为虽然已趋极端，但却恰恰说明曾子追求的是一种基于血缘之爱、内心之情基础上的精神境界，而不是与禽兽略无差异的“养口体”之孝。 其三，谏亲。曾子主张应将孝亲建立在敬亲的自然情感上，但因此也引发出一个问题：父母有过，子女应曲意顺从，还是以义劝谏？如何做才是符合孝道？曾子就此请教过孔子，孔子虽然不愿意正视这一现实难题，但还是作了回答：“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12)有谏诤之臣在侧，虽遭乱世，天子能保天下，诸侯能保国，卿大夫能保家，士能保全名声。由此推衍，父母有讽谏之子，可以协助双亲避免蒙受不仁不义之恶名。因此，父母若有过失，子女向其讽谏非但不违孝道，而且是子女应尽之义务。基于此，曾子提炼出了以义辅亲、以正致谏、微谏不倦的谏亲原则。不仅如此，曾子还将此从情感上加以消化与认可，升华为“君子三乐”之一，将本来的伦理之规范内化为一种心理之愉悦。“曾子曰：‘君子有三乐，钟馨琴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问三乐。’曾子曰：‘有亲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遣，此一乐也；有亲可谏，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乐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三乐也。”(13)但是，问题的另一面是：父母有过失，但拒绝听从子女劝谏，子女如何做才合乎孝道？孔子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14)孔子的态度是子女应反复婉言相劝，如果父母仍一意孤行、刚愎自用，子女不应滋生怨恨之心，而应一如从前孝敬双亲。孔子这种态度对曾子影响至深，曾子弟子单居离也就这一敏感问题请教过曾子，曾子的回答与孔子大抵相似：“父母之行，若中道则从，若不中道则谏，谏而不用，行之如由己。从而不谏，非孝也；谏而不从，亦非孝也。孝子之谏，达善而不敢争辩。争辩者，作乱之所由兴也。”(15)曾子为谏亲设立了一个界限：谏而不逆。如果父母不思悔改，子女不应指逆其志，不可由婉言讽谏上升为争辩；相反，子女应顺从父母，曲意随从。曾子于此作茧自缚，陷入了一个二难困境：父母有过，子女不劝谏是不孝行为；父母有过，劝谏无效后不循父道而行，也是一种不孝行为。虽然曾子也主张在这一问题上应当“巧变”，临事变通，但实际上这种变通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自我慰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