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老爱幼，孝敬父母，历来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孝道这个人类最美好的情操，逐渐被历代统治阶级衍化为“尊王忠君”的御用工具。对孝道探本溯源，吸取其中的精华，可以丰富当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剔除其中的糟粕，则有助于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对现实生活的影响。 一、孝的本义及诸子之“孝”象形字甲骨文中的孝字，象一位长着长发的老人。金文孝字的上部，则似一位面朝左、长着头发的驼背老人，身前一（孩）子，以头扶持着老人。《说文解字》对“孝”字的本义作了生动而又准确的解释：“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在早于《说文解字》的《尔雅》中，亦有“善父母为孝”的记载。“孝”字最初的本义，实际上仅限于人伦范畴，反映了殷商时期人们普遍存在的祖先崇拜观念——孝敬祖先，以祈求祖先对子孙的庇佑。 国家出现之后，崇敬祖先、善事父母的“孝”，逐渐延伸到了政治生活中，“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①商纣王轻视、废弃祭祀祖先，成为周武王讨伐他的罪名之一。平王东迁洛邑后，表彰帮助自己开创东周的晋文侯“克昭乃显祖，汝肇刑文武，用会绍乃辟，追孝于前文人。”①将昭显祖先、继承祖先、孝敬祖先当作表彰晋文侯的主要内容。在诸子百家的著述中，人伦的“孝”进入政治生活的趋向更加明显： “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妇之高行也。故山高而不崩则祈羊至，主惠而不解则民奉养，父母慈而不解则子妇顺，臣下忠而不解则爵禄至，子妇孝而不解则美名附”。②在这里，管仲将子妇的“孝”与君主的惠、父母的慈、臣子的忠，当作人的四种美德并列而提，并指出“父母慈而不解则子妇顺”，父母“能慈仁教训而不失理，则子妇孝。” 主张“无为而治”的老子认为“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③因而没有留下有关“孝”的论述。然而，透过庄子的某些言论，我们仍然可以窥见道家学派的“孝”：“人亲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爱，故孝己忧而曾参悲。”④庄子列举殷高宗孝顺的儿子被后母虐待而死、极有孝心的曾参，却常常遭受父母的歧视，来说明做父母的都希望儿女孝顺，但孝顺的儿女未必都被父母钟爱这一社会现象。 在《论语》中，有十余处谈到“孝”，集中反映孔子孝道思想的记载有三处：“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⑤孔子认为，父亲去世之后，对于其合理的部分，儿子如果三年以内不加改变，就是一个孝子了；“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⑤自己吃很坏的饮食、穿很坏的衣服、住很差的房屋，却用丰盛的祭品、华美的祭服向祖先神灵表示孝敬之心的禹，孔子反复表示“我对他没有什么批评的了。”这实际上间接表达了孔子赞赏孝敬祖先的思想；“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⑤在孔子看来，宗族称孝、乡党称弟之士比那种言必信、行必果的士还要高一个档次。 齐景公告诉晏子：梁丘据生前对我又忠又爱，我喜欢玩的东西，管事者没能供给，梁丘据就把他的给我。每当刮风下雨之夜找他，他一定会在。现在他死了，我准备对其厚礼埋葬。晏子对景公说：“臣专其君，谓之不忠；子专其父，谓之不孝；妻专其夫，谓之嫉妒。事君之道，导君以亲于父兄，有礼于群臣，有惠于百姓，有信于诸侯，谓之忠；为子之道，导父以钟爱其兄弟，施行于诸父，慈惠于众子，诚信于朋友，谓之孝。”⑥由此可见，那种能够劝导君主亲于父兄、礼待臣下、施惠于百姓、对诸侯讲信用的大臣，才是晏子眼中的忠臣；能够劝导父亲慈爱每一个女子、对朋友诚实守信的儿子，才是晏子心中的孝子。叔向问晏子：一个人怎样才算荣耀呢？晏子回答说：“事亲孝，无悔往行；事君忠，无悔往辞。和于兄弟，信于朋友，不谄过，不责得，言不相坐，行不相反。在上治民，足以尊君；在下莅修，足以变人。身无所咎，行无所创，可谓荣矣。”⑥在晏子看来，能称为荣耀的人有两种：侍奉父母，没有值得后悔行为的孝子；侍奉君王，没有值得后悔言辞的忠臣。 墨子认为：天下父母“仁者寡”，因而不能将效法父母作为治理国家的法。谈到兼爱天下人时，墨子反复说“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是以仁者誉之。”⑦父慈子爱，兄友弟悌，这才是墨子理想中“仁者誉之”的社会。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⑧孟子并未纠缠舜未禀告父母就娶妻这一枝节问题，而是从其娶妻是为了防止“无后”来判断舜行孝的实质。在《孟子·万章上第一章》中，孟子又说：“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在孟子看来，五十岁依然能象少年那样爱慕父母的舜，不愧为“大孝”之子。 在论述忠孝时，韩非认为“所谓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亲。”“孝子之事父也，非竞取父之家也；忠臣之事君也，非竞取君之国也。夫为人子而常誉他人之亲曰：‘某子之亲，夜寝早起，强力生财以养子孙臣妾。’是诽谤其亲者也。为人臣常誉先王之德厚而愿之，是诽谤其君者也。”⑨韩非虽然将忠君和孝亲并列而论，却看不出移孝事君的倾向。 成书于战国末年的《孝经》，从“孝”的基本伦理、孝道与政治的关系、孝道的实践三方面阐述儒家学派的理论。该书借孔子回答曾参之问，开宗明义即指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⑩在这里，第一次将“孝”用于“事君”之中。接着，《孝经》用五个章节分别谈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及庶人的“孝”，在《纪孝行章第十》中，孔子叙述了孝行的具体内容：“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事亲者，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不争。三者不除，虽日用三牲之养，犹为不孝也。”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尽管表述的方式和语言迥异，但人们对“孝”的理解基本是相同的：即孝的对象是祖先、父母而不是君王。然而，《孝经》“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事亲者，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不争”的记载，却最早向读者传达了孔子将孝由“事亲”延伸到“事君”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