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对“功利”向来持贬抑态度，最为极端的表现便是董仲舒的那句名言：“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虽也有事功派的反动，但终未成为主流，扬义抑利一直是占统治地位或主导的思想。这套理论的社会历史渊源，是农耕社会重农抑商的普遍心态，其阶级内容，说到底就是一种“统治术”，是愚民政策的体现，而它的理论实质，用毛泽东的话讲，则是一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21页。）。然而，经过上千年的反复宣讲和价值诱导，这种东西便深深地植入到人们的意识之中，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生活态度、评价模式和思维方式了。它固然培养出了一些“义士”，但也造就了许多“功利主义的伪善者”，普遍地形成了人们的双重人格。这种恶劣影响，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也时时表现出来，长期盛行的那些“左”的理论和政策，无论外表上多么冠冕堂皇，多么振振有辞，拆穿了看，总可以发现其中扬义抑利甚或扬义灭利的思维逻辑和评价逻辑，总可以发现其大唱高调而不讲实际、不求实效、不让人们重视物质利益尤其不能讲个人物质利益的特征。 功利而成主义，是近代西方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近代的功利主义原来就是作为扬义抑利传统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它是市民阶层和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阶级自己搞纵欲主义而对社会宣扬禁欲主义道德的理论反映。尽管它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但就它重视人的物质需要和物质利益，反对封建主义虚伪的道德教条和神学教义，适合了经济发展的要求并推动了社会经济进步来说，是有历史的进步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恰恰相反，它倒是坚持用人们在一定社会中所处的经济地位和实际利益来解释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动机，坚持物质生产和物质利益在整个社会发展中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在价值观上，它坚持功利价值（首先是物质价值）是其他一切价值的基础，人民大众的利益是共产党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唯物史观作为社会认识论和方法论，它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实际的科学的理论，作为价值观，它是拥有广泛基础能得到人民大众普遍认同的因而也是最合理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便是革命的功利主义，或叫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 “革命功利主义”是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当时针对一些文艺工作者“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具体论述的是文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文艺与人民革命事业的关系，中心思想是讲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为革命服务，服务的好坏要看是不是丰富了和提高了人民大众的文化生活，是不是有利于人民革命事业的发展。毛泽东说：“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有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他还特别强调，这里所说的好坏，不只是看动机，还要看效果，并且主要看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25页。）。建国以后，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仍坚持两个标准的思想，不过有两点不同，一是政治标准的具体内容有了变化，这是历史条件变化了的缘故；二是将范围扩大，不但是文艺而且包括理论研究。那么，是否可以说“革命功利主义”仅仅限于处理文艺、理论研究与政治的关系范围，不宜将之扩大呢？换言之，革命功利主义仅仅是处理个别问题的方法还是可以作为无产阶级价值观的一种概括的提法呢？我以为作后一种理解更为合适更为合理。毛泽东在讲战争的战略和策略、讲政治斗争、讲经济建设等问题时确实没有提到革命功利主义，但那是因为这些领域本身直接就是以功利价值为主的领域，讨论的直接就是利害得失的问题，而强调以人民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统一为各项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检验其是非成败的标准，正是革命功利主义的实质所在。相反，如果仅将之局限于理论、文艺等意识形态与政治的关系，倒是很容易导致片面的狭隘的功利主义，“文革”前和“文革”中的事实就是例证。 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最根本的是违反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同时也与他没有很好地坚持革命功利主义有关。由于对人民群众的物质需要、物质利益以及如何更好地满足这些物质需要注意不够，对物质生产力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理解得不够深刻和精当，在对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剥削和阶级斗争的作用等一系列问题上，更多的是从伦理主义角度而且是从扬义贬利的角度出发来予以理解和阐释，再加之将革命战争年代的一些经验和做法作了不合理的外推，于是在指导思想上过分强调政治运动的作用，过分强调理想的作用和思想道德的约束作用，而轻视甚至反对物质利益物质刺激的作用和法制的约束作用。这就使得我们多年来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一种伦理社会主义。毛泽东的悲剧既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民族的悲剧。这一方面是说，由于整个指导思想上的这种失误，中国逆世界潮流而动，为禁绝人们的私心和物欲而大搞阶级斗争、文化革命、思想革命，把强调搞经济、抓生产和重视人民物质利益的主张当作错误路线来批判，结果错过了经济发展的大好时机，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另一方面则是说，他的思想失误，以及一批高层人士认同和支持他的观点，其思想根源乃是我们民族长期形成的扬义贬利的道德至上的传统，乃是在这种传统的熏陶下形成的思维模式和评价模式。历史再一次证明，只要不破除这种前现代的思维模式和评价模式，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就难以顺利进行。 贫穷和落后的事实深刻教育了人们。不搞好经济，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只有死路一条。这是中共第二代领导人从总结历史经验中得出的结论。而要搞好经济，要尽快地发展中国的生产力，就必须坚持革命功利主义，充分重视物质利益在人们活动中的基础性作用，重视各种理论各种方法各种手段、包括外国的一些管理经验和方法对于提高生产率的实际效用。邓小平反复重申多次强调的这些道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越来越得到人们的理解，成为国人的共识。 二 邓小平是一个务实的政治家，也是一个最注重实际的实践家。研究邓小平理论，不能仅限于他的著作和讲话，还必须结合他的领导实践，捕捉他在实践中体现的那种一以贯之的精神和作风，把握他的领导艺术中那些未必都行诸文字的基本立场和方法。邓小平没有说过“革命功利主义”，但在他思维逻辑和行动逻辑中，在他对许多问题的评价和态度中，却处处体现着革命功利主义。革命功利主义确实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突出的特征，是邓小平价值观的根本内容。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予以粗略的勾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