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每个阶段上，都有着与经济和政治的模式相适应的伦理范型。因此，除去在人类生活中具有普泛性的伦理要求之外，在社会价值体系中居核心地位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则适应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需要而具有时代性。因此，道德价值系统的转型和伦理体系的突破，就是必然的历史现象。在社会转型期，这种现象更加突出。道德转型一般来说要从两个向度上来进行，一是日常生活层面的，一是意识形态层面的。日常生活层面的道德具有先行的、自发的和多级性特点，因此并不总是与具有终极性、理想性和意识形态性的伦理价值体系相一致的。这是一个需要加以批判、整合和范导的伦理生活领域。借以完成这种批判和整合任务的伦理价值基础和标准，就必定不是被批判和整合的对象即日常伦理生活本身，而应当是反映和代表社会发展的、更具合理性、且具有权威性、一律性、意识形态的伦理价值体系。在社会转型中，我们是否已经具备了这个价值体系呢？回答是否定的。 在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下形成的传统伦理学体系，作为历史进程中的一种模式和可供总结的经验，仍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但自身的缺陷也是明显的，这些在自觉不自觉中被遮蔽了的缺陷，突出表现在处理一些重大问题的关系上。比如，如何正确处理认识论与存在论和价值论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理性和信仰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目的论与义务论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日常伦理生活与道德意识形态化的关系问题、如何正确处理进取性道德和协调性道德的关系以及关于研究视域等等问题。 传统伦理学的缺陷不是某个人的主观意志的产物，它是由权威化、一律化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所造成的生活状况、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多重内容的综合反映。计划体制的种种弊端反映到伦理学体系上表现为：传统伦理学是认识论的而非存在论的和价值论的；是信仰的，而不是理性与信仰相同一的；是意识形态化的，而非意识形态化的道德与日常生活伦理既相对分离又相整合的；是协调的，而非协调与进取相促进的。不难发现，原有伦理学体系的缺陷以及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具体表现，已不再简单地是学科重建的问题，而是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生存模式的危机和精神世界的危机在伦理学和伦理生活中的反映。因此，伦理重建就在相统一的两个方面展开，一是生活层面的伦理价值体系的重建，实质上这是重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基础问题；二是理论层面的能对伦理生活进行批判并给予指导的伦理体系的建构，这个伦理体系更具权威性、前瞻性和科学性的特点。对于前者，笔者已在近几年的教学与研究中作了初步探讨，并有专题论文。在此，我们将讨论中国伦理学的发展方向和发展命运问题。 1.世纪之交的中国伦理学面对怎样的世界文化背景 经济一体化已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种不可抗拒的趋势。在这种趋势之下，想要闭关锁国，固守自己原有的经济阵地并死守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求得生存与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经济活动的日趋国际化，使人们的经济关系具有了新的类型和新的内容。新的利益关系和价值冲突，需要新的道德和法律手段来调节和维持。对我国来说，这些新的法律、道德还在形成之中。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既有历时性上的差异和矛盾又有共时性上的矛盾与差异。在历时性上，西方发达国家已进入后工业发展阶段，而我们还处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在共时性上，我们将面对与西方发达国家大体相同的生存模式危机和精神生活危机的压力。在多重经济关系重叠、多重经济方式并存的情况下，必然存在多重伦理生活和多重伦理学体系并存的局面。 实现政治民主化已成为政治生活的一种发展趋势。国际间、地区间、个体间的经济合作必须以各自相互独立而又相互平等的所有权为前提。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和以各自的利益为驱动的交换活动，必须以生产者和交换者的独立性、创造性和自觉性为基础，他们必须具有独立的、完整的人格。因此，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政治只是一个与经济和文化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的领域，经济活动领域中的运作机制和交易规则是不能通过政治的方式加以制定和维持的。政治中心地位的消失，使得道德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中的独特地位更加突出出来。 文化领域的价值多元化和精神危机，是我们面对的更为深层的社会问题。就现代人类发展图景来说，道德危机已不再为发展中国家所独有，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下，也出现了道德危机，有人称之为“信仰危机”。这种危机在麦金太尔看来包括：(1)社会生活中道德判断的运用，是纯主观和情感性的；(2)个人的道德立场、道德原则和道德价值的选择，是一种没有客观根据的主观选择；(3)从传统的意义上，德性已发生了质的改变，并从以往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的中心位置退居到生活的边缘。（注：[美]A·麦金太尔著：《德性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2页。）可以断定，道德危机是人类社会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典型的世俗化方面。这无疑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副产品。这种副产品在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和文化，特别是经济开始从政治的强制统合下分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社会活动领域，开始发挥其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作用。政治中心地位的消失，使得原有道德规范体系逐渐边缘化；道德与政治的分离直接削弱了它们各自的功能，政治不再能从行为上对人们进行强制统合了；道德也不能从观念上对人们进行强制整合了。在人们的价值取向上，开始从政治的和道德的考虑向功利的、经济的打算转变。伴随这种转变，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也具有了如下特征：(1)原有道德价值结构的拆解。在计划体制下，道德价值系统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处于中心地位，依凭政治的力量把人们的观念、心理和行为给统合起来了，与此相适应还形成了由原则、规范和范畴组成的层级结构。市场体制下，这个结构被逐渐拆解。人们的行为和观念由先前的大众化、一律化转变为个体化和多样化。(2)道德语言系统中关键词的隐匿与消失。计划体制下，集体主义是最高的道德原则，其下还有诸多规范和范畴，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着集体利益而无条件地牺牲个人利益”、“良心”、“义务”、“幸福”，等等。这些原则和规范曾被理解、认同和践行，达到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因而具有普遍有效性。市场体制下，往日那个依靠政治的权威而形成的生活共同体已被依靠经济原则和文化来维持的活动结构所代替，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道德话语似乎失去了社会整合的效力，仅是充当了日常生活中伦理批判的手段。相反，“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享乐主义”等倒是成了现代道德话语系统中的常用词。(3)统一的评价尺度的消失。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