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改革或革命不但没有从根本上医治好中国的老病，反而四分五裂，又集新的毛病于一身。“西化”不成反而已有的步伐紊乱。用梁先生的话说，就是“文化失调”。于是人们终于走上了对传统思想观念，特别是东、西伦理文化的全面反思阶段。 民族危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就是民族文化的危机。在中西文化激烈冲突，尤其是中国社会面临结构性转换的情况下，如何总结历史的经验？什么是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人生道路？建构什么样的社会伦理规范？这是东西文化论战的核心也是当时各种社会思潮关注的焦点。梁漱溟正是在“传统与现代化”这一主题的反省和沉思中，经过功利主义和佛学的摇摆最终走上了复兴儒学的道路。作为梁漱溟精神的支撑点，是对传统文化反思中发现了其内在的伦理价值。并从此一以贯之地为中国的人生和社会做道德拯救，然而，事实证明梁氏为自己设立了一道至今尚未解开的历史难题。 一、历史的诘难：西化与复古 当现代文明以其功利为诱导并通过强迫的手段向外传播时，作为接受者必然产生所谓“历史”和“价值”之间的紧张。在这种困境中，中国封建阶段的士大夫们本能地找到一种至少是作为心理缓冲的模式。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这个陈旧的框架无法包容新的事实时，人们必需理智地另寻出路。于是，就出现了“全盘西化论”和“复古主义”两种截然对立的主张。西化论是在前提和结果上采用假设，在操作上先破后立。与此相反，复古主义则否定西化前提的可能性，并出于对“西化”后果的恐惧最终导致现实上的仓皇与迂腐。 （一）“西化”的困境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西方的政治文化，但依然陷入东碰西磕、道路不通的窘境。西化派提出，政治制度并非文化的根本。中国要改革要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说，就必须根本抛弃固有文化，或者根本改造千百年沿袭下来的民族精神，索性另走一条路。他们激烈地抨击传统文化，矛头对准孔子和传统道德，主张将西方的一切全部照抄。他们愤于中国知识分子“托古改制”的传统手法，以一种无以名状的逆反心理，不辨中国文化的民族性，把现代化直接地等同于西方化，提出一些自相矛盾，至少在当时不可能实行的绝对化理论。基于中国政治变革长期不能彻底实的分析，而认为政治制度的改革是枝叶，抛弃或者暂时放弃戊戌以来在制度方面的努力，而单刀直入地移植西方文化。循此思路，更进一步提出，对于西方的一切，不论好的还是坏的，包括军国主义和金钱主义都应毫不犹豫地全部引进。“要享受赛先生的利益，应该接受赛先生发脾气时给我们吃的亏”（注：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平心而论：西化派的文化整体理论在思维方式上有其合理一面。从整体、有机的角度把握中国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体用”框架的超越。表面上也弥合了“工具”与“价值”的裂痕。但是西化派不顾历史传统尤其是忽略民族性、社会结构的特殊性，这在理论上又表现出“深刻的浅薄”；在实践上也是无法操作的。他们偏激的言论和主张严重地挫伤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自尊心，引起社会诸多阶层的反感，并由此导致了另一种极端。 （二）“复古”的自欺 与西化派相反，复古主义者坚决地反对文化或道德上的变革，认为中西文化是完全不同的文化体系。当西方人还在茹毛饮血的时候，中华民族已是一个开化的文明民族。中国几千年来求的是以智慧和道德治国，而西方则是用法律和机枪维护其统治。西方文化决不比中国文化优越，至少是各有千秋。中国人不应当抛弃旧政体、旧文化，要维护自己的道德安身立命之所，同时完善和发展这些东西。 中西文化之异是性质之异而非发展的程度之差。西方的自然环境宜于发展商业，于是他们以为社会的存在是互相竞争的结果。重人为而反自然，重功利而疏道德，中国自然环境宜于农业，中国人的观念，认为社会的存在乃各自相安的结果。顺从自然，安分守己，以与世无争、与物无竟为最高尚的道德。所以中国固有之文明恐怕“正足以救西方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者”（注：桂亚皋：《静的文明和动的文明》。）。 如果说西化派由于理论上的或现实上的矛盾重重、无路可走的话，那么复古派则挣扎一番后，直接进入张之洞“中体西用”的套子，固守其“体”聊以自慰，并从理智退回到“本能”。 二、三期重现律：人生三大路向 梁漱溟认为，当时的各种文化主张，不论是守旧派，还是西化派都归于一偏。罗素、桂威、梁启超等人的折申调和派幻想“将东西文化调和融通，另开一种局面作为世界的新文化，只能算是迷离含混的希望，而非明白确切的论断”（注：《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1～342页。）。所有这些都缺乏对东西方人生态度和伦理精神的基本认识和深切的生命体验。既然没有根本把握差异也就无从找到“活路”。梁漱溟通过对西洋、印度、中国三种人生路向的分析提出，西方人站在自己文化上面看未来文化是“顺转”。虽然觉得自己文化毛病百出，但没有到绝路上，所以慢慢转弯即可走上另一文化的路。中国传统文化则已撞在墙上无路可走，要开辟新局面必须“翻转”才行。他坚信中国文化的未来决非固守旧有传统，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转换。 （一）西洋：奋力向前 梁漱溟认为，所谓文化，“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而“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注：《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52页。）。 所谓意欲就是源于本能的愿望和要求以及对于目标的不断满足与不断不满足。每个民族文化及其人生路向之所以成为两异的色彩；在于最初意欲的分野。由此将已知的文化样式还原就不难发现：“西方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注：《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53页。）， 其人生路向也是奋力向前，设法满足他所需要的东西。遇到问题向前面下手，当下解决，其结果就是改造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