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可以从不同的层面进行分析。个人的道德行为、进而整个社会的道德实践，是个人和群体在现有生存条件的制约下，合乎目的的理性选择的结果。道德行为的经济分析，就是运用经济学的概念、理论、方法来探讨、研究道德行为，它不仅能促进伦理学与经济学之间相互渗透与融合，而且极大地拓宽了伦理学理论和方法论研究领域，突破了“经济非道德”或“道德不经济”的固有思维模式。只要我们不是把经济学作为唯一的分析方法和道德评价原则，而是有限地理智地应用它，就会有助于发展我们的伦理道德理论和实践。 一、道德行为分析 这里所说的道德行为，按伦理学上对道德行为的分类，是指道德的行为，即有利于他人和社会的行为，为了叙述的方便，以下将道德的行为简称为道德行为。 （一）道德的公共物品性和搭便车 在经济理论中，通常把经济活动所提供的产品分为私人物品（如一般商品）和公共物品两部分。公共物品是指能够同时供许多人享用的物品，并且供给它的成本与享用它的效果，并不随着享用它的人数规模的变化而变化。据此，道德也同样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也是一种公共物品。 道德作为一种公共物品的消费具有非排他性的特点。这种非排他性使得公共物品的生产者很难通过市场机制收回其成本。在公共物品领域存在“搭便车”行为。“搭便车”者，是指没有参加该产品的生产，或虽参加但不承担相应成本，却能从中获益的人。“搭便车”者生产成本的降低是建立在他人成本提高的基础上的。道德亦如此，谁都希望社会道德状况优良，享有一个好的道德环境，但“搭便车”者却不想对这一良好的道德环境尽必要的道德义务、付出必要的道德代价。因而“搭便车”者众多和“搭便车”现象泛化必然会破坏整个社会的道德秩序。首先，人们在提供道德产品，为全社会创造良好的道德环境的同时，大量的“搭便车”者免费使用，使道德产品的提供者处于尴尬的境地，导致谁提供谁亏损，所以“搭便车”者使道德建设和道德实践中的创新激励机制软弱。其次，“搭便车”使人们获得的与其所付出的不一致，那些败德者比守德者获得更多的收入，这就必然刺激在道德领域的机会主义行为盛行。最后，由于道德公共产品的免费消费导致人们可以不计成本去消费公共物品，并且由此助长机会主义。这一机会主义在道德领域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谁都想从守德中得到好处，谁都不愿为守德支出费用和代价”。当主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该主体强烈要求一个好的道德环境；而当主体有机会侵犯他人利益，则将所有的道德规范抛于脑后，竞相败德。久而久之，道德环境只会越来越坏，最终导致一种道德的无序状态或无道德状态。 （二）道德行为对社会交易成本的影响 交易成本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关系所需要的成本，是在与人有关的交易活动中的费用，因而道德的规则也必然在这种活动制约中发挥作用，道德行为会在总体上减少交易磨擦、降低交易费用，反之则增加交易费用。 一个缺乏道德规范的社会，会引发大量的交易成本。譬如，缺乏道德约束的盗窃行为，虽然它只是财富在不同物主之间的转移，一般不导致社会总财富的减少，但它却产生社会防盗问题。为了防止和惩罚盗窃，就要建立防盗设施，设置保卫部门以及事后破获盗窃案件，这些都会引起有限的社会资源的占用。社会为防止盗窃行为而引起的支出，就是盗窃这种不道德行为引发的交易成本。盗窃行为越猖獗，社会交易成本越高。没有盗窃行为，这部分资源就会被节约下来。又如商业欺诈这种不道德行为，也会引发社会资源的浪费性使用。人们为防止被骗，就要花费人力、物力、财力，去了解交易对象的信誉，鉴定商品的真伪与质量，签订更加详细的交易合同，在被骗之后去打官司等等。如果有良好的商业道德，这方面的费用就可以大大减少。所以，一个道德水准很低的社会，也就是一个交易成本很高、社会资源浪费性使用较多的社会；而一个道德状况良好的社会，则可大量节约交易成本，使有限社会资源获得节约而用于可以增进社会福利的其它方面。 （三）道德行为的收益外溢和成本内化 一般来说，任何一个道德行为，其道德的私人收益和道德的外在收益之间以及道德的私人成本与道德的外在成本之间有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道德的私人收益越小，其外在收益越大，道德的私人成本极大，可能道德的外在成本极小。按照对道德的公共物品性及其外部效应的分析，这主要是由于道德行为的收益外溢和成本内化所致。 道德行为几乎毫无例外的有一个共同点：行为者付出的代价（成本）极大，有的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而他们的所得（收益）较小，甚至是负收益。但从其行为对社会的道德收益和道德成本来说，则是另一番景象，正是由于他们的行为促进了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生成，给社会带来了正的道德收益，减少了社会付出的道德成本。换句话说，他们的个人收益极小，而外部收益和社会收益极大，大部分个人收益外溢为社会收益，给社会带来了外部正效应；他们的个人代价（成本）极大，而外部成本和社会成本会减少，大部分外部成本内化到行为主体的个人成本里去了。 由上观之，一个道德行为，或一种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的个人成本如果太大，个人收益太小，甚至是负收益，作为一个理性的行为主体就会在成本和收益之间进行算计。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社会在为缺少见义勇为的英雄、世风日下而痛心疾首，然而却很少有人去探究其背后的原因。无论是见义勇为，还是仗义疏财、乐善好施、对道德的遵守，都不是没有成本的。而当人们付出这样的成本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生产着一种公共物品，这种公共物品就是坏人受到惩罚，正义得到伸张，社会秩序得到维护，道德环境得以好转。这种公共物品是可以使每个人受惠的，即每个人都是这种公共物品的消费者，而且其它的消费者都不用为此支付成本。为这种公共物品的生产支付成本的，只是那些见义勇为的英雄以及那些道德行为者。对于那些见义勇为的英雄和那些道德行为者来说，如果在代价（成本）与收益的理性选择中找不到这样做的充分根据，这样的情形就可能出现：几乎每个人都愿意社会道德秩序处于良好的状态，但愿意为此而付出代价（成本）的人将越来越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