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在我国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要搞市场经济，它的障碍是什么？他们回答说，障碍就是中国儒家“重义轻利”的经济伦理观。因此，要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否定中国的儒家道德，接受西方文化，信奉个人主义，只有这样，才能够刺激市场经济的发展。 其实，围绕中国传统道德和市场经济关系的讨论，无论是从国内，还是从国外来讲，都不是现在才有的。我国的“五四”运动中就提出过打倒孔家店、彻底批判儒家文化的口号。“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和“批林批孔运动”，彻底全面地否定了儒家伦理，认为儒家文化是反动的，是阻碍社会发展的。从国际上来讲，在西方也有一派，它的代表人物就是德国一个著名的学者马克斯·韦伯，他专门写了两本书，一个叫做《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还写了一个《儒教和道教》。这两本书集中批判了中国的儒家文化，他认为西方国家为什么发展这么快，西方经济为什么蓬勃发展起来，中国和中国周围的一些国家，为什么没有发展起来市场经济？归根结底是一个文化问题。西方有一种新教伦理，这种新教伦理强调的是个人至上主义，主要是个人的利益是第一的，人们追求个人利益、个人选择、个人权利，这是西方确立的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正因为这种文化克服了中世纪的约束，经济发展了，社会发展了。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市场经济，为什么中国落后了？马克斯·韦伯说，归根到底是因为中国有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特别强调道德，讲究整体。他说，西方讲个人至上，儒家讲究整体至上，讲究臣民要忠于国君，忠于国家，在家里要忠于家庭，仁义礼智信是至高无上的。他认为孔子提出来克己复礼为仁就是克制自己追求利益的欲望，这样才能达到仁的道德高度。马克斯·韦伯说，中国正因为有了这种儒家文化，所以它就落后了，它就发展不起来市场经济，就落后于西方。马克斯·韦伯进一步又说，中国怎样才能进步呢？最重要的就是要实行一种文化变革，只有抛弃中国的儒家道德，抛弃这种把国家利益、整体利益放在至高无上地位的儒家文化、儒家道德，中国才有希望。那么，中国抛弃这种文化，要接受什么文化呢？接受西方的文化，就是追求个人利益。马克斯·韦伯这个观点提出以后，就在西方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成为一种定理，被命名为韦伯定理、韦伯公式、韦伯主义。西方人认为他们有责任、有义务开导中国人，让中国人明白这个道理：个人主义是好的，个人利益应该是第一的，不要讲那么多道德。西方有义务让中国西化，接受西方人的观点。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中国国内还是世界范围内，无论是过去或现在，都存在着把儒家文化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否定儒家文化的观点。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弄清究竟什么是儒家的义利观？有人一讲到儒家的义利观，就认为儒家只讲义不讲利，在儒家那里，义与利是绝对对立的。然而只要我们深一步研究儒家的著作及言行，就不难发现，以上对儒家义利观的看法，确有偏激之处。 义与利的关系问题，是先秦儒家人生观的核心问题，也是先秦时期价值观争论的焦点。先秦儒家主张以利从义、义先利后，即个人利益从属或服从于社会群体的整体利益。然而它并不排斥个人利益。孔子讲：“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注：《论语·里仁》。）又讲：“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注：《论语·述而》。）不仅如此，他还主张使民富起来。《论语》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注：《论语·子路》。）孟子讲：“好色，人之所欲；……富，人之所欲；……贵，人之所欲。”（注：《孟子·万章上》。）他提出“置民之产”的主张，以使人民得以满足衣食安居等利益需求。荀子讲：“君子欲利而不为非”（注：《荀子·不苟》。），“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私利”（注：《荀子·大略》。）。可见，先秦儒家并不排斥个人利益，而反对的是只讲个人私利而不顾社会群体利益。孔子讲“无见小利……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注：《论语·子路》。）。他主张“见利思义”（注：《论语·宪问》。）、“见得思义”（注：《论语·季氏》。）、“义然后取”（注：《论语·宪问》。）、“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注：《论语·尧曰》。）。在孔子看来，“民”利、“大”利就是义，应该使个人私利、“小”利与义结合起来，利从属于义。孟子批评梁惠王只讲私利，他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注：《孟子·梁惠王上》。），并警告梁惠王说：国王、大夫、士庶人，“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注：《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还讲：“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注：《孟子·万章上》。）荀子认为利和义虽为“人之所两有”，但“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失之矣”（注：《荀子·大略》。）。因此，他主张“身劳而心安为之，利少而义多为之”（注：《荀子·修身》。）。荀子还讲：“保利弃义，为之至贼”（注：《荀子·修身》。），“言无常信，行无常贞，唯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人矣”（注：《荀子·不苟》。）。这较之孔子讲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注：《论语·里仁》。）、孟子讲的：“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注：《孟子·尽心上》。）相比较，都显得具体充分且具有论证性。
